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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从庐山到天台山，有一条唐诗之路，那是李白诗的活动空间。
从“飞流直下三千尺”，到“天台四万八千丈”，李白如天外飞仙。他的诗就像大鹏鸟，化作长风万里，吹度玉门，直抵天山，从“十步*一人”的侠客行，到“直为斩楼兰”的将军吟，总之，他就是个“千里不留行”的永动诗汉。
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写饮酒的诗人，只有李白才写出了酒神精神。可有一人脚踏实地，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比李白的诗走得还远。
信仰之路上的大唐理性
唐人写边塞诗，多写阳关和玉门关，再远也远不过楼兰，但他的西域行程，却迈着谦卑的脚步，从长安出发，过玉门关和天山，从高昌到龟兹，前往天竺，到印度取经。
就像日出日落一样，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步步开拓着自己的信仰空间。信仰的脚步毕竟与诗意的脚步不同，信仰的步履需要特别坚定，所以显得格外沉重。而诗意则能飞翔，酒神离不开诗意，而日神再伟大，也要日复一日，过着有规律的日子。
如果说李白是大唐酒神精神的代表，那他就代表了日神精神；如果说李白代表了自由飞翔的大唐诗性，那他就表现了基于信仰、充满定力、一往无前的大唐理性。
他就是玄奘。人称唐三藏，他对于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之三藏皆精通。自从有了唐三藏，世界佛教学术中心，就从印度转移到中国来了。
玄奘敢发大愿，且工于计划，勇于实行，那时，中国佛教兴起，倡导者众，开山者多，在他之前，已有慧远“致广大”，开了净土方便之门，有智顗“尽精微”，深入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的根柢，以天台三大部——《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柯止观》，而自成一中国佛学的思想体系，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于《我的天台观》之“天台智顗应有的位置”中指出，如果从佛教徒中选择中国的代表性头脑，那么就非天台大师智顗莫属。
在池田大作看来，天台大师智顗，应该是如老子之于道家、孔子之于儒家那样的代表性人物，如果说释迦代表了印度佛教，那么智顗就是中国佛教的代表。
玄奘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慧远的方便法门和智顗的思想高峰都已形成。在原创性的思想方面，玄奘不可能达到智顗那样的高度，在实践性的传教方面，玄奘也不可能提出像净土宗那样的极简主义的法门。玄奘没有接着慧远和智顗的路往前走，而是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回归佛教原典，以文献为基础，以传译原典的方式，建构中国佛学殿堂。而禅宗的出现，则可以认为是二者的结合——极简主义的方便法门与原创性的思想相结合。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说，慧远是实践性的，智顗是思想性的，玄奘是学术性的，他们各得其所。
从思想史上来看，诚如池田大作所言，智顗更为重要，可以作为中国思想的代表，但放到文化的江山里来看，我们还是选择了玄奘，因为他从自我的佛性——我们称之为“文化个体性”出发，往返达五万里，春秋约二十载，行域之广，已非汉时张骞通西域可同日而语，南朝刘宋时期，法显虽可为之先驱，但要论到佛学，实难与他并论。
六朝之初，中国佛学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仅以玄佛合流，与之互动而已，玄指道家。故法显之前，佛法以传入为主，至法显前后，风气为之一转，转为重在主动引进。
法显重戒律，所以他引进的重点，是《摩诃僧祇律》。其后，中国佛教风气又一转，转向创作，在文化的江山里，关于佛的诗、史、思并驾而起，齐驱而至。
诗，是指山水诗。佛教山林坐禅，把山水当作佛的化身，以此观照山水，就可见到佛的法身。蒋述卓在《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中提到“玄佛并用与山水诗的兴起”，指出般若空观对玄学和山水诗的影响，在“以玄对山水”的基础上，以佛法为本体，确立了山水诗的禅性，正所谓“青青翠竹，无非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史，指《高僧传》、《续高僧传》之类的佛教史出现了。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化，其最高形态都是一种历史样式。历史，除了时间的积累，形成所谓“历史时期”，还要有历史观，用来对人的行动做出评价并给予指导，使行动产生的事件，成为历史事件，使事件中的人，成为历史人物。佛教有了自己的历史，那就说明它在中国文化里生了根。
思，是指天台三大部那样的中国佛学思想体系。其中，《法华玄义》，是以“玄义”解读《法华经》，可见其思想的玄学来路。《法华文句》则以因缘、约教、本迹、观心四个层面，对《法华经》作文本释读。而《摩诃止观》，则是智顗“说己心中所行”。他究竟说了什么？仅“一念三千”一句，便顶一万句，将佛教全体“一言以蔽之”了。《摩诃止观》卷五上说“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这“一念心”，就是天台宗的中心思想，止观观法大体，自我心行法门，其重要性可以与释尊菩提树下证悟真理媲美。
这样的诗、史、思，是在法显东归以后才有的，却成了玄奘西行的起步。起点不一样，追求的目标也就不一样，法显的需求是基于短缺，中国缺什么，他就引进什么，而玄奘则要求全，不光印度有什么他要什么，印度没有的，被他发现了也要拿来。就这样，玄奘成了集大成者——唐三藏，最完备的佛学体系被他从印度带到中国来了。
学术之路，是一条追求真理的路，这一路，并非都如清风明月一般，使人有利可图，也没有传说中的象牙塔供人起居与阅读。实际上，一旦诱惑出现并接受了它，便要前功尽弃，那时，你只能放弃这些，望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前行，去面对前途的凶险与艰辛，其中烦恼，实非百姓日用之种种可比，而玄奘，则使烦恼成为了史诗。
佛教汉化中的政治玄机
玄奘迈出第一步，就有着悲剧的意味，开始了个体与国体的冲突。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结侣陈表，请允同伴西行，却未获批准。但他决心已定，竟然“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以实际行动，开启了“沙门不敬王者”的印证，次年，26岁的玄奘，披星戴月，昼伏夜行，他是潜入西域的。
李唐开国之初，认祖陇西老子，且崇尚道教，故不以佛教为然。又因唐高祖曾雌伏于突厥，到太宗时才反击吐气，所以闭关锁国，禁令西行。
玄奘西行，适逢其时，一个青春小和尚，正是中国美少年，说走就走，没有带着国家身份，特立独行，作为一个个体，他竟然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靠什么？
靠佛法！从河西走廊到天山走廊，整个西域，都是佛法的天下。
他此番西行求法，途中所见，已经与东汉时东来的安息（今伊朗）太子安世高所见大不相同了。
安太子东来汉朝时，是汉传佛教的初级阶段，玄奘西行之际，汉传佛教已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安太子来时，西域还未见石窟，只有佛塔，而玄奘到达西域时，石窟已遍地开出佛花。
当南朝的名士与高僧，还在进行玄佛合流的思想探讨时，北朝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凿山开洞窟了；当南朝还在讨论沙门要不要拜现实的王者时，北朝的帝王早已开始以如来佛转世自居了，由此，出家人拜帝王，就等于是拜了如来佛；南朝人纠缠不清的，被北朝人一刀两断了。北朝僧人本来就以依附国主王者为能事，只要朝廷给了拜王就是拜佛的理由或机会，那就拜吧！
有了因果，还要因明逻辑做什么！可南朝僧人不一样，既要因果，还要因明推理以证明拜现实王的合理性；既便神异叙事，也得理性说佛法。总之，他们还想保留对于佛法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追究。
而北朝，则让王权一刀切，既然人民信佛，那帝王理所当然就是如来佛转世，至此一转，便帝佛合一。南朝梁武帝拜佛，拜得惊天动地，但他拜佛不成佛，至死都未能体验过一把如来佛转世的意味。相比北朝，他拜佛显得婉约闪烁，只拜出个“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广建佛寺的他，既没有拜出佛性的自我，也没有拜出如来佛转世的现实真身。当达摩到来时，梁武帝萧衍还在婉约闪烁着——自说其信佛的功德，应该是“圣谛第一了”，可达摩一句“廓然无圣”、无功无德，把他一脸得意驳得无影无踪。两人话不投机，结果把达摩说跑了。如果他跟达摩说帝佛合一，他是如来佛主转世，达摩还会跑么？
而北朝的帝王，却要豪放得多，他们还没放下屠刀，就要立地成佛，大夏赫连勃勃常披佛像于背上，自称“人中之佛”，令沙门礼拜佛像，说拜我就是拜佛。不过，这也太露骨太鲁莽了，信仰，终归要能收服人心，不能仅靠刀剑砍*。手持大刀让人来拜，既不合理，亦非长久之计，若人心不服，称佛也枉然。
大夏很快就亡了，没人觉得会有佛来保佑大夏，所以，后来者要换个方式。佛教收拾人心效果明显，帝王就想帝佛合一。可想归想说归说，他们虽然这么想了，但话却不能自己这么说，要有人来替他们说。于是，北魏朝来了位叫法果的和尚，来拜见皇帝，帝问：出家人为什么要拜我？答曰：我非拜天子，我来拜佛。这样一来，就顺理成章了。
都说佛法圆融，可无论印度佛法，还是西域的希腊化佛法，改信佛教的印度阿育王也好，贵霜帝国之王迦腻色迦也罢，他们恐怕都圆融不到帝王合一上来。
希腊化的像教，能想到以阿波罗的形象来做佛造像，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用现实的君王的形象来做佛造像。而中国的和尚则想到了，佛不是有化身能转世吗？那就让他化作现实的君王转世为帝好了。这样的思维，在别国很难，在中国则是一种传统。
殷人有上帝，为最高神，殷人便先让祖先与帝神合一，称帝祖合一，将帝神改造为祖宗神，然后再帝王合一，将现实王又提升为神了。周人有天命，先是天民合一，比如“天听自我民听”等，然后又把王当作人民总代表，实现天王合一。于是，顺理成章王便是民的代表了。战国以后，崇尚天道，秦朝以道入法、术、势，形成君道同体，君是天道的化身。两汉以后，南北朝时，佛入中国，迅速普及，帝垂涎之，王觊觎之，欲求与佛合一，法果和尚一语，将佛法引入帝王学，以化身说确立帝佛同体，以转世说取得帝佛合一的合理性。
佛法上贯通了，还要以像教的方式开显出来，据说，云冈石窟第20窟，那著名的露天大佛，便以北魏道武帝的真面孔为原型雕塑，连佛的像教也开始了汉化。还是汉化好啊！汉化的和尚除了会念“护国三经”，还懂得帝佛合一，引佛法入帝王学，解决了一个王朝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及其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想想看吧，这在南北朝时代朝不保夕的乱世，有多么重要。谁拥有正当性，就具有统一性，就能以佛法统一天下。
以帝王学加持佛法，那是佛法汉化，以帝王尊容加持佛造像，那是像教汉化。汉化方面当然不止这些，但以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最有中国特色。
在政治思想上，第一个吃帝王学螃蟹的，是法果和尚；在政治文化上，以帝王面目为佛造像的始作俑者，则是昙曜和尚；而第一个国家级石窟，便是云冈石窟。
昙曜兴佛法，以为圣法兴毁必在帝王，故以帝王为佛化身，造就石窟佛像。北魏素有凿石为庙的习俗，其居幽都大同时，就曾凿石为宗庙，南迁洛阳后，欲就近立庙。昙曜之前，文成皇帝已先命师贤凿帝石像，令如帝身，其于头脚，各有黑石，如帝体上下黑痣。
师贤是胡僧，对于法果所言的帝佛合一，并不知其根本，也不得其要领，看他下手处，仅以两枚黑石为化身标志，可谓貌小合而神远离。昙曜则不然，他于法果所言，颇能心领之，且以神会之，他凿石窟的宗旨，就要以寺院宗庙化的像教来表达帝佛合一。
昙曜五窟，依次为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濬及后世拓跋诸帝，以中土造像，结合西域风格，中国化、希腊化、印度化三位一体，后世已难能再现了，其“凿石开山，因崖结构”，形成了“云冈模式”，这一模式，成为佛教汉化的一个标志，北魏的主体鲜卑族，正是在印度和西域佛教汉化的大趋势中，随之而开展了鲜卑族的汉化。
对于佛教的国家主义的汉化政策，虽然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国家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既然以汉化为主导，何不以汉家本土宗教取而代之？
这就引起佛道之争。因为佛教是经过胡化以后才来到中国的，所以，汉化应该接着胡化进行。但道教方面却另有说法，东晋道士王浮提出“老子化胡”一说，这就把佛教的来源说到老子那里去了，把道教说成了佛教的祖先，把佛教说成了孙子。
这样说来说去，把宗教上的佛道之争，说成了政治上的胡汉之争，本来胡人皆信佛教，汉人与之对抗，故在佛教汉化的基础上，又特别提倡道教，结果，北魏出现了寇谦之的新天师道，被崔浩用来开展汉化的政治斗争，导致了魏太武帝的灭佛事件。此后，有关“老子化胡”问题，还在国家层面上，由政府主持，让佛道两教派各自出代表就在朝廷上引经据典，进行公开辩论，经皇帝及在朝诸公仲裁。
这样的国家主义闹剧，从北魏朝开始，一演再演，演到了隋唐时期，一直演到玄奘问世，作为个体，玄奘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想留在国家主义的各种说法里面。他要走出去，去追求真理，最起码要知道佛教本来是个什么样子。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个体立场——“沙门不敬王者”！若他相信，中国皇帝就是如来佛转世，那他还要西行求法做什么？若他相信帝与佛可以合一，那他还要万里取经毕生译经做什么？皇帝即佛你不拜，跑去西天干什么？如此一问，朝廷便将他否了。
他只好形影相吊去偷渡，成为大唐天下里第一个偷渡的思想者。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