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良思想家、著名报人王韬,自流亡香港开始,与粤人交谊日深,旧雨新朋帮助他融入香港社会,给他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平台。旅港期间,王韬结交军政商工人物,其改良思想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王韬与粤人的交往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跟粤省武将的交往应存在“利益交换”,早期报业中隐藏的新闻伦理问题值得关注。
王韬
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收录王韬致粤人书信共82通,在全书中占有很高比例。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新辑入少量未刊日记,与已刊日记、尺牍相印证,笔者发现王韬旅港期间明显扩展了交往圈子,在文官、文人之外,商人、武将、“粤工”也进入其友朋之列。多年来,学界先进研讨王韬生平、思想、交游、创作,异彩纷呈,胜义迭出,唯对王韬与粤人交游方面尚多阙略。笔者不揣浅陋,利用尺牍、日记、诗文作一点考释,就正于通人雅士。
“上海前期”回顾
王韬(1828-1897),江苏苏州甫里(今甪直)人,一生除乡居时期外,1862年前定居上海,1884年从香港回沪定居,有“上海前期”、香港时期、“上海后期”之分。1843年上海开埠,英国人率先开设领事馆,遇到最大困难是缺乏中英文翻译,不得已,请年仅15岁的广东香山人唐廷桂赴沪服务。首先跟随外商来到上海的是广东买办。香山买办吴健彰,自1848年起任上海道台达7年之久。小刀会起义的领袖刘丽川也是香山人,与吴健彰素识,起义军骨干大都是广东、福建人。开埠早期的上海,充斥着广东、福建人的身影,王韬继室林琳就是福建人。1858年底,王韬两次写信给吴健彰求助,凸显他在“上海前期”的落魄。
开埠前十几年(1842-1855)的上海商界,主导大宗贸易的商人除西方人外,主要是福建人和广东人。1853年,《遐迩贯珍》报道小刀会起事时,说上海“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王韬自己在《瀛壖杂志》中写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近来闽人生意大衰,……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岳麓书社版第13页)小刀会起义后,官府禁止闽粤人居住县城内,粤人迁入北关外(英法租界)及虹口地区定居。
王韬早年到上海墨海书馆“佣书于西人”,势必要接触旅沪粤商,但他此时文人习气尚重,即有交往,亦鲜记录。咸丰三年(1853)正月,道台吴健彰两个公子到上海探亲,慕名前来拜会,王韬为之题诗《双璧行赠延陵两公子》。(陈玉兰校点《王韬诗集》第57页)这可能是王韬最早与粤人往还的记录,这首诗纯属奉承性质。承珠海市吴流芳老师赐知,此次拜会王韬的,是次子吴家珍、三子吴慰祖。吴家珍(1831-1889),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浙江候补道,曾署理浙江杭嘉湖兵备道;吴慰祖(1837-1886),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举人,授工部屯田司郎中。
吴健彰为最早赴沪的香山买办之一,善于与洋人打交道,超擢苏松长太道即“上海道”,小刀会起义爆发时被捕,潜逃得脱,清廷以“通夷养贼”罪名将他革职拿问,仍令其带罪效力,“筑别墅于城西。”江南士子普遍对吴氏没有好感。弢园尺牍里面有两封致吴健彰书信,出版时改题为《上某观察》、《岁暮干人书》,与日记相对照,可知均系咸丰八年(1858)年底所书,目的是请求借贷以度岁。这一年年底,王韬欠账太多,不得不向这个“名教罪人”求助。信中说,上海地方人士拟重修县志,本人已有《瀛壖杂志》初稿,希望“赐以刻赀”,又提起1853年为吴氏两公子题诗一事,希望吴健彰念及旧情,资助印书费用。不知为何,吴健彰没有理睬。
腊月二十七日,王韬见杳无音信,不得已再上一函,一改前书的含蓄,明道其意:“今者节逢送腊,时值迎年。贾岛祭诗,亦须枣脯;杜陵守岁,尚办酒浆。……幸勿指取求为瑕疵而诃干请为多事也。”吴健彰仍置诸不答。王韬在当晚日记中说,小刀会起事,吴健彰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纵容闽粤无赖之徒,“以致此祸”“沪人衔之次骨”,这次不肯借钱,将来上海县志“载其秽迹,定不曲笔相宥”。日记中说前一封信“有挟而求”,意思是用修志一事提醒吴健彰重视身后名声,不要因小失大。借不到钱,王韬有恼羞成怒的感觉,这段话似乎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但两人并未断绝关系。次年5月,“吴道普观察有书从吴门至,言《瀛壖杂志》已在荷汀司马处,修邑志时定当採入也。”此后仍与友朋数数谈及,1860年7月还观看了吴健彰阅兵。
吴健彰画像
同在1853年,广东印刷技工屈昂被派到上海工作,因书籍印刷事宜与王韬多有接触。次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图谋潜入天京,到上海尝试突破封锁线,屡试不果,入墨海书馆协助译书,与王韬一起工作。洪仁玕是当时最为大胆新颖的思想家,1858年出版的《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办报纸、兴银行、修铁路、设邮局等改革举措,可谓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此后王韬提出的各种改良思路,只有少数能越出《资政新篇》的范围。出于政治禁忌,王韬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不敢承认洪仁玕对他新思想形成的启发。与洪仁玕的共事经历,使王韬对太平天国产生好感。1860年7月,洪仁玕致信墨海书馆艾约瑟,约他在苏州见面,“坚邀余去,余固辞不往。”(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第479页,以下引用简称《日记》)王韬这一次拒绝了邀请,第二次则欣然前往。次年2月,王韬在艾约瑟陪同下来到天京,这三人都是墨海书馆的“同事”,会面情形似未留下详细记录。1862年2月,王韬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被官府发现后流亡香港。王韬的“上海前期”,洪仁玕是对他影响最大的粤人。
1860年之前,经龚自珍之子龚孝拱介绍,王韬结识了宝顺洋行副总买办、香山人曾寄圃(曾学时)。曾寄圃从商之余,雅好经史诗文,出巨资请龚孝拱重注六经,常跟龚、王二人讲论学问。曾寄圃是汉口开埠的重要人物,笔者与钟元泽另有专文探讨。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曾寄圃推崇备至,自承由曾氏介绍结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由李善兰力荐于曾国藩,得以完成资送幼童留美伟业。
粵籍洋务官员
弢园尺牍中,致粤籍洋务官员的书信占据显要地位。初步统计,给天津海关道、驻美公使郑藻如的有18通,伍廷芳7通,上海道台、福建巡抚丁日昌6通,黄遵宪4通,日本长崎理事官(领事)余瓗3通,闽浙总督何璟、清廷驻扎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上海道台吴健彰各2通。本文将捐纳入官的企业家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列入“粤商”类别,不作“洋务官员”处理。
定居香港后,王韬与上海道冯焌光(广东南海)、天津海关道郑藻如(广东香山)、船政大臣黎兆棠(广东顺德)、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广东吴川)等洋务官员有不少鱼雁往来。游日期间,与何如璋(广东大埔)、黄遵宪(广东梅县)诗酒风流,颇多酬唱,这方面学界已有一定探讨。
这些洋务官员多数属于李鸿章系统。丁日昌为李鸿章极其赏识的老部下,冯焌光、郑藻如、黎兆棠、何如璋都是李鸿章重用的粤籍官员。所谓洋务运动,曾国藩发端在前,左宗棠、沈葆桢积极响应,但仍以李鸿章最为重要。新型洋务企业吸收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杰出的粤籍买办。王韬流亡香港时期,通过黄胜结识丁日昌,透过丁日昌接近其他洋务官员。《弢园尺牍》及续编里面,阐述改良思想比较系统的信件,大多是写给这些洋务官员的书信。王韬与洋务官员有频繁互动,毫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初到香港能很快安顿下来,有赖两位“粤工”的切实帮助。
郑藻如
“粤工”屈昂、黄胜
王韬初到香港,供职于英华书院,协助传教士理雅各将中国经典译为英文,书院的印刷技术专家屈昂、黄胜,帮助王韬适应了最初的工作和生活。笔者冒昧使用“粤工”一词,用来指称晚清率先掌握新技术的粤籍工程师、技工。曾经留学美国的黄胜,从现代眼光看就是印刷工程师,屈昂则是印刷技师。
1861年,王韬上书太平天国将领“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钧献计,次年被发现,遭清廷追捕。他躲在英国领事馆里面135天,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安排登上轮船,前往香港避难,对接的单位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主掌的英华书院。
10月11日,王韬安抵香港,从码头前往英华书院,首先见到年届八十的屈昂老先生。“余来港一人未识,贸贸然至。初入门,即见屈烟翁,把臂欣然,欣旧识之可恃。蒙其导见,理君特为位置,理君仅解粤音,与余不能通一语,非屈翁,几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初至,即赠眼镜,无以为报。”(《日记》第488页)
抵港第三天,“屈烟山先生假余银,命购袜履,同往小楼啜茗,几案间多设饼饵,亦可食。烟翁年八十,精神瞿铄,七十二外连举三雄。于咸丰三年曾至上海,居于雒颉医院,与予相识。烟翁亦字昂伯,向在米怜维琳处,福音传于粤由此老。”(《日记》第487)屈昂古道热肠,考虑到王韬身无分文,借钱给他买鞋袜,还带他到粤式茶楼饮茶。
屈昂(Wat A-gong),也写作屈亚昂、屈阿昂,广东人,1832年左右在澳门向伦敦传道会马礼逊学习近代印刷术,据称为“中国掌握石印技术第一人”,1836年前往马六甲,1844年随理雅各定居香港。1853年,屈昂赴沪工作,与王韬认识。屈昂在上海学会官话,能给理雅各、王韬充当翻译。王韬只会苏州话与官话,不会英语;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会讲粤语不会官话。
黄胜为容闳同学,留学美国,回港从事印刷工作。1863年黄胜编译了一本书《火器略说》,由王韬润色,丁日昌曾想罗致黄胜入幕,黄胜没有答应。王韬曾替黄胜草拟致李鸿章、丁日昌书信多封。《循环日报》创办的契机,是黄胜得知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铅字准备出售,粤商领袖梁安刚好卸任东华医院主席,遂发起集资买下,用以创办《循环日报》。王韬能在香港大放异彩,黄胜和梁安的帮助可能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