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报道李林桂
弢园尺牍中，有一通写给黄捷三副将即黄添元。黄添元，广东南海人，曾隶方耀麾下，参与围堵南下闽粤的太平军馀部，因镇平失陷被革职，不久复职，曾署理广州城守中军都司，加副将衔。信中，王韬替一位在贵州任职的“丁访廷少尉”请求黄添元金钱上的帮助，显示黄副将饶于资财。另有一通“与罗介卿守戎”，写给广州西关千总罗祺。这两个中级军官，都是直接负责广州城治安的武员。王韬数次游广州，与这两人深相结纳。各种蛛丝马迹表明，王韬跟他们在金钱方面能敞开谈论，应该存在着利益交换。
1874年8月6日，《循环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盛赞罗祺：“罗君巡防甚为得力，所以中外士人无不交口称之，如出一词。罗君之为人也，才干明敏，胆识优长，而又审慎周详，为地方不可多得之员。”在致罗祺书信中，王韬谈论自己经济状况，又似有所暗示：“而犹可笑者，孔方兄有绝交书，阿堵物无招致术也。送穷文就，避债台成，亦可聊自解嘲，藉作消遣。”
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点校《杜凤治日记》，给晚清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晚清广州西关在豪绅庇护下，一度赌风甚炽，按察使看到事情闹得太不像话，拟将西关千总何雄陞撤任，南海知县杜凤治趁机推荐罗祺复出，称罗祺“为人尚知好歹，正壮年巴结之时，任西营最久，财已发过，……如罗祺复任西关，地摊可决其必无有也。”（《杜凤治日记》第4448-4449页）杜凤治深知，负责西关缉捕的武官几乎无官不贪，他推荐罗祺的原因，一是能力较强，二是“财已发过”，意思是已经“吃饱了”，不至于过分贪婪，愿意尽力维持西关治安，肃清有碍观瞻的“地摊”赌博。1883年，因西人殴毙、殴伤国人未得相应惩处，大批广州民众冲入沙面租界，焚毁洋行楼宇多座。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广东当局命罗祺组建西关“捷字营”保护沙面安全。
沙面捷字营亲兵
港沪粤商
王韬在“上海前期”交往的粤商较少，他放开胸襟与粤商亲密接触始于香港。笔者曾指出，《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主要*是香港粤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他们聘请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据《理雅各传》记载，到1873年，理雅各告别香港回英定居，意味着王韬开始处于“失业”状态。香港粤商集资创办《循环日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能充分发挥才能的更高平台。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中，注意到王韬与黄胜、张宗良、洪士伟、洪孝聪、陈霭亭、何启、伍廷芳等口岸“新人”的关系，对他与商人的交往未予太多留意。柯文引用了冯普熙的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如何由弱转强，但没有提到作者名字，不了解这个作者正是《循环日报》老板之一、香港商界领袖冯普熙。这是一种视角缺失。王韬对发展近代工商业提出了多方建议，除了他在欧洲、香港的观察阅读，与工商人士的深入交往也应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王韬日记中留下了甚多粤商身影，如南北行巨擘招雨田、肇兴公司驻伦敦经理刘绍宗、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陈树棠，还有三大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徐润。
据王韬日记，光绪元年（1875）大年初一，“天气晴朗，饮于招雨田寓斋”。正月初一阖家团聚，考虑到王韬在香港没有亲戚，粤商招雨田请王韬到他家饮酒庆贺新春，藉以排解王韬的思亲、思乡之情。招雨田为当时香港金山庄、南北行领袖。招成林（1829-1923），字雨田，佛山澜石石头乡人，14岁只身赴港谋生，先受雇于人，后合伙开办“祥和栈”金山庄，从事国际贸易，继而独立创办“广茂泰”南北行商号，兢兢业业，渐成巨富。招雨田热心公益慈善，多次出资修筑家乡水利设施，为“南海中学”创始人之一。1873年，招雨田当选东华医院主席，是继梁安、莫仕扬之后的第三任主席，显示雄厚的实力。1879、1889年，招雨田又两次出任主席。
光绪二年（1876）正月，“唐景星廷枢、陈苃南树棠来访，剧谈开矿事宜，良久始去。”唐廷枢为近代著名企业家，所开创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开滦煤矿）至今仍广为人知。王韬时时处处留心新生事物，但毕竟仍是纸上谈兵，唐廷枢却是开平煤矿开创者，他“剧谈开矿事宜”，这些真刀真枪的矿业专业知识，对王韬当有一定帮助。陈树棠，广东香山人，早年在上海充茶叶买办，1872年任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1878年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883年起为驻朝鲜总办商务委员，总管中国在朝鲜的外交、通商事务，也即袁世凯的前任。
同年二月初五，“刘述庭绍宗观察来访，话山西集赀平粜事”；二月初九日，“晚，小宴于以雅以南别墅，唐景星观察为东道主，同席刘述庭、梁小牧、彭芳圃、伍秩庸。”刘述庭即刘绍宗，广东香山人，早年曾充琼记洋行买办，继任招商局汉口分局总办，1882年代表肇兴公司常驻伦敦。彭芳圃，即彭炳辉，金些厘洋行买办，热心慈善事业，1872年参与发起创办广州爱育善堂，1873年任香港东华医院首总理。
1882年，王韬回上海、苏州探亲访友，1884年暮春正式回沪定居，与旅沪粤商徐润、郑观应、陈辉廷、梁金池、徐秋畦保持密切交往。陈辉廷即陈猷，新会人，《香港华字日报》创始人陈霭亭九弟，担任轮船招商总局高管数十年；梁金池，即梁宝鉴，香山人，在沪任禅臣洋行买办，为当日《申报》唯一的华人董事；徐秋畦，徐润堂弟，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石印书局。可以想见，这些具有丰富工商业经验的商人，给王韬提供的是有关经济近代化的实际知识，比通过阅读所得更为直接而具体。
陈辉廷
有趣的是，王韬的钱物帐记录了1883年“存徐雨之处银一千两”，这是旧时一种理财方式，也即现金不存入银行，而是存放在信用卓著的商人那里生息，证明王韬对粤商徐润信任有加。王韬“上海早期”的日记，多处出现囊中羞涩的记载，香港时期的日记书信中则不太明显，笔者认为主要是他经常得到香港粤商、粤将的佽助，在受聘出任《循环日报》主笔之后，薪金、花红以及“灰色收入”也水涨船高，上海前期的窘迫至此一扫而光。
广州陈李济是全国四大药号之首，比北京同仁堂、武汉叶开泰、杭州胡庆馀堂都早。1889年，陈李济负责人陈翰藻（陈吉垣）到上海开设分号“广福林”，持西关大绅伍子昇介绍信前来拜会。（《日记》第728页）此行纯属礼节性的“拜码头”，象征意义则极重要，意味着粤中商界领袖了解到，文坛巨擘王韬乐意与商人交往。
上海棋盘街广福林
小结
1894年秋，当日还籍籍无名的孙中山准备上书李鸿章，由郑观应介绍，在上海拜会了王韬，据说王氏帮孙中山润色了文稿。这是王韬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粤人。会面是里程碑式的，象征着改良走到尽头，革命派行将崛起。
晚清时期崛起的新工商群体，以不懈努力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粤商、粤工是其中先驱者。上海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是“香港船王”郭松在虹口开办的船厂，1858年虹口各船厂“粤工”集资建了一座鲁班殿，可想见其人数之多。传统的“文人视角”倾向于轻视工商人士，《王韬年谱》对他与官员、文人的往还记载甚详，但几乎不涉及商人，诚为憾事。王韬前后在香港居留近20年，旅英2年有多，其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愿意“降尊纡贵”与工商人士交往并留下记录，在同时代文人中实属难得。
笔者认为，应跳出固定视角研究人物关系圈。王韬与江浙士人、粤人的交往模式，呈现较大差异。他与粤商、“粤将”的交往带来了更多经济利益，大大拓宽了视野，使他的改革建议更加趋于务实，这是王韬特别突出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王韬与粤籍武将之间的“利益交换”，显示中文报业初创时期，就已出现利用媒体权力牟取不当得利的情况，这是报业史研究不可忽略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