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胜
认识到屈昂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技术工人，黄胜为第一代印刷工程师，并非无关紧要。近代西方技术传入中国，首先是印刷术，然后是船舶修造。屈昂最早掌握了这门新技术，并在香港、上海两地加以应用与传播。黄胜受过程度较高的英文教育，不仅学会了操作技能，还掌握了技术原理，能控制整个工作流程并加以改进完善。这种人才，在当日来说是十分稀缺的。《循环日报》的创办，离不开黄胜的技术支持。
文人与大绅
王韬以逃犯身份避居香港，粤省著名文人学者避之则吉，不愿与之打交道。同治至光绪前十年间，羊城学人大致以“四大山长”为代表，如菊坡精舍陈澧、越华书院叶衍兰、应元书院李文田、羊城书院罗家勤。这些人物，王韬游广州时都无缘得见。从正统角度看，王韬在省港两地结交的文人都难称名士。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一书，已对该报同仁张宗良等有所考述，不再重复，此处只谈广州文人梁鹗，以及西关大绅伍绍棠、梁肇晋。
弢园尺牍中，先后有《寄梁志芸茂才》”2通，《与梁志芸孝廉》1通，显然为同一人，茂才即秀才，孝廉则是举人古称。《王韬年谱》考出此人名“梁鹗”，籍贯、生平则没有交代。1872年，梁鹗写成《征刻王紫诠先生〈普法战纪〉启》，刊登于《香港近事编录》，行文汪洋恣肆，气概雄浑。该文经由陈桂士、冯普熙两位香港粤商请求而撰写。陈桂士世居广州，营商香港，王韬与梁鹗结文字缘，可能出自这位陈家祠创始人牵线。1876年王韬《遁窟谰言》一书即将付刻时，写信请梁鹗为之作序。
得吾友康志斌惠赐科举史料，结合宣统《南海县志》可知，梁鹗（1851-？），字施普，字荐云，一字志芸，广东南海县盐步乡人，光绪己卯（1879）举人，后改名梁芝荣，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第一百二十三名进士，授工部主事。百日维新期间，梁芝荣曾奏上《请设保商会以振国势折》。“与梁志芸孝廉”一信，内称“沪上重逢，酒边话旧”“君年四十，我已六旬”，可推测该信写于1890年春，梁氏入京会试途经上海，两人得以重逢。
梁芝荣会试录，康志斌供图
晚清广州西关大绅，多为十三行巨商后代，普遍通过科举或捐纳取得功名。他们祖上亦官亦商，鸦片战争后他们又以“大绅”著称。《杜凤治日记》常常提到的是伍家、梁家、易家。弢园尺牍里面收录了与梁少亭主政3通，与伍子昇郎中1通，这两人都是名声显赫的西关大绅，家财既富，喜欢寻花问柳，带王韬出入风月场所。
伍子昇即伍绍棠，十三行总商、“世界首富”伍秉鉴之孙。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伍家遭受重创，大不如前，仍是巨富之家。伍绍棠通过捐纳得到“候选郎中”虚衔，其人风流成性，可由王韬日记得到证实：“香海小凤校书，绰约多姿，伍子昇郎中喜之，携至羊城，居于别墅。”（《日记》第619页）伍绍棠游香港，看中王韬认识的妓女小凤，带回广州，置之别馆，王韬特地赋诗相赠。从伍绍棠之子伍垣孙的全家福照片看，1900年伍家仍然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
1900年伍垣孙全家福
梁少亭即梁肇晋，十三行天宝行梁经国后代。梁氏在十三行时期比伍家来说声势稍逊，但家庭教育极为成功，连续几代都有人考取进士、举人，官运亨通。第二代梁同新、第三代梁肇煌父子先后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梁肇晋也官至礼部主事，第四代梁庆桂考中举人官内阁中书，第五代梁广照官至刑部主事，第六代梁嘉彬、梁方仲与第七代梁承邺均为著名学者。
致梁肇晋第一书谈论中俄伊犁条约，痛陈朝廷举棋不定，大约是1882年事；第二书大谈“穗垣小住，得聚云萍”“寻花问柳，具有前缘”，显见王韬此次游穗，梁肇晋、伍绍棠均作过东道主。《王韬日记新编》收录了1886年梁肇晋致友人书片断，说王韬“蔼然可亲”，全因“臭味之相投”。这三人喜欢同入花丛，从今日标准看，可认为是损友而非益友。
“粤将”
王韬给武将方耀、方勋兄弟的信达到12封之多，跟他鸿雁往来的还有候补参将李林桂、都司黄添元（黄捷三）、千总罗祺（罗介卿），显得十分反常。笔者将《杜凤治日记》、《循环日报》报道与书信相印证，认为王韬与武人的交往，除了“友谊”之外，还有利益交换的考量。方耀兄弟、黄添元、罗祺这些掌握实权的武将，在晚清军事、治安体制下，都发了大财。按当时的南海知县杜凤治所言，方耀“家资近百万。”（《杜凤治日记》第4898页）晚清带兵将领克扣军饷自肥已成惯例，方耀清乡时责成地方士绅筹集剿匪“花红”（奖金），没收所谓“匪首”财产，大有上下其手的空间；负责广州城治安的黄添元、罗祺，收取赌规及其他陋规数目也甚可观。
《循环日报》创办后，一直用显要版面报道粤省官场动态。据《杜凤治日记》，粤省督抚藩臬高官评价、黜陟下级，经常会参考港报报道。武将奉承王韬，历有馈遗，是希望王韬不要发布他们的负面报道，多作颂扬，以求稳固自己的位置。清代言官可“以风闻入奏”，这些劣迹斑斑的武将若被奏上一本，难逃处罚。
1887年，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奉旨入觐，来回两次在上海停留，王韬致信称“韬获识阁下二十年”，可知两人约相识于1867年。信中，王韬恭维方耀“行军、剿贼、治民、除莠、濬河、筑堤、办海防、建炮台、设义学、创书院，武功文教，彪炳耳目”，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表彰方氏的“丰功伟烈”，使之青史留名。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晚清名将如云，相比之下方耀显得星光黯淡。咸同兵事的重心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回民起义，光绪初年的重头戏是收复新疆，方耀只在两广地区作战，很难获得太多关注。然而，若跳出“单纯军事观点”，则方耀的角色足够独特。笔者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确认方耀是张之洞创办近代工业的重要推动者。1980年代，台湾学者李国祁发现，“张之洞承认其对煤铁为工业之基础的认识是得自粤提督方耀”；另一台湾学者苏云峰指出，方耀“屡与张之洞详谈，建议在广东自炼钢铁，张采其建议。因此张氏对于煤铁方面的知识，可能得自方耀”。两位学者依据零星史料作出的判断，得到社科院所藏张之洞档案的证实。
方耀（1834-1891），字照轩（兆轩），潮州府普宁人，少年时代随其父方源办团练，镇压广东各地天地会起义，率领“潮普勇”迭立战功，高升至南韶连镇总兵、署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
方耀画像
方耀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精明强干，在对付会党、械斗方面确有一套，深受历任两广总督宠信。方耀乐意接受新事物，作风开通，几乎每次上省城都会在香港停留，1883年升署水师提督后，经常从虎门驾船赴港，跟旅港粤商交杯换盏，利用手中权力为商人提供方便，甚至合伙做生意。粤商何献墀投资大屿山银铅矿，内中有方耀的不少股份。张之洞设立矿政局，港报认为是听从了何献墀的建议，笔者相信这份条陈是通过方耀呈递给张之洞。张之洞办理粤省海防，对方耀倚畀方殷，赏识有加，方耀若在转递条陈时力加说项，效果完全不同。
方勋（1839-1889？）字铭山，方耀四弟，光绪三年受命率队赴台湾剿办番社“叛乱”，以战功授福建候补道，加布政使衔，故王韬尊称为“方铭山方伯”。1884年，方勋奉张之洞之命率领潮普军援闽，参加马江之战，其部下负责保护船厂，“闻警先逃”，曾遭弹劾。
从1867年开始，王韬结识方耀，时有书翰往来，状极亲密。王韬的钱物帐，记录1885年“入方兆轩三百五十两，入方铭山四十两”。这两笔钱，名义上算是资助王韬的出书费用，实质仍是馈赠。《理雅各传》披露，王韬为英华书院工作，每月得到的报酬只有区区20圆。方耀一次给王韬350两（约合486圆），无疑是出手大方。笔者浏览所及，发现《循环日报》对方耀的报道都很正面，有时还出现十分夸张的谀词，反过来或可证明，方耀给王韬金钱上的馈赠，是一种“投资”。1881年4月6日，《循环日报》称“潮州自方照轩军门莅任以来，除暴安良，兴利除弊，前此犷悍风俗已为之一变”，将残酷的清乡行动写得如此清新脱俗，有违新闻伦理的客观中立原则。同年8月19日，该报报道方耀赴汕头调解海关洋税务司与商人的矛盾，附带评论“军门为潮郡七县物望之所归，一言重于九鼎，任天下事且不难，何况此区区细故哉”。从新闻报道原则看，这种评论毫无必要，刻意揄扬很不正常，令人生疑。
1873年，王韬游广州，方勋盛情款待，席间问起越南局势，回港后复信，剖析形势，认为反清失败避入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无足虑，法国才是“真心腹之患”。1879年东游日本归来，王韬写信给方勋，分析俄、日崛起，将危害中国安全。伊犁事件发生，崇厚使俄立约，中国吃亏，聚讼盈庭，王韬致函方勋，认为最终仍出之于“和”。王韬以报纸主笔身份，帮方耀、方勋兄弟剖析国际形势，频繁地提出富国强兵的具体建议，丰富了他们的西学知识。方耀重视开矿冶炼，或也与王韬的熏陶有关。
1887年10月22日，王韬自记“同方铭山、梁子修、李林桂到西园小啜。晚，款方军门于中和园……”李林桂是方耀安插在香港的坐探。《弢园尺牍续编》收录了一封《与李林桂参戎》：“去冬文旌莅沪，相见欢然，握手道故，重诉生平，以廿年之老友，十载违睽，而得见于春申浦上，跌宕于花天酒地间，……弟惟愿照轩军门移节北来，或开府吴中，或驻旌白下，俾弟得以老部民扶杖而观德政，与足下长相聚首。”王韬说，希望方耀能够调到苏州、南京任职，这样可以跟阁下时常聚首。“参戎”是对参将的敬称，可知李林桂从香港释放回粤，被方耀提拔为候补参将。
李林桂原籍潮州，在香港长大受教育，英文水平不错，当过香港警察裁判法庭的潮州话翻译。1874年，李林桂受方耀、方勋指使，勒索孙中山同村富豪杨启文兄弟，被香港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在香港臭名远扬。1885年，方耀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港督宝云，特赦李林桂。1887年秋冬，方耀奉旨入觐，李林桂随方耀到上海。他是方耀、方勋兄弟心腹，即使品行不端，王韬也加以奉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