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三部曲，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记者：这些部分的确容易被忽略。很少有作家像你这么用心去创造词条，而且在多数小说里，这样的词条只能算是旁逸斜出，只是对故事情节发展起辅助性的作用，它们在你的小说里却无疑是重要的，就像方言也在你的小说里起到强化和深化背景的作用一样。
李佩甫：对，我的小说里会融入方言，但不是按原生态的样子放进去，而是经过了思维认知的转化。也就是说，进入我小说里的方言，都是修正过的。我写平原这片土壤，也有一个调试和修正的过程，围绕的都是对汉文化思维方向的观察和追寻这个中心。我想搞明白我们汉民族是怎么走过来，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有可能成为什么样子。
记者：就像你说的，语言就是思维，那我觉得方言更是思维。
李佩甫：相比普通话，方言更具象，它代表的是人们在某个阶段，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认知。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有过程的。像“互联网”这样的新词，也只有到了现在才可能出现，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
记者：也就是说，通过学习方言，写作方言，加深了你对平原这片特定地域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阶段的认知。
李佩甫：对，通过方言更能理解这块地方的生存状态。
记者：你的小说很少线性写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倒是比较多由一个人串联起一群人，或是先写一个人，再慢慢切入写整个地域。所以，你的小说偏于树型结构或网状结构，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是有难度的。
李佩甫：因为我主要写关系，写土壤和背景。马克思有句话说，人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人不只是人本身啊，他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一般人看不到的背景。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很难准确，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后面站着什么，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背景对人的影响真是特别大。我是主要写背景的，不是写单个的人，我们单个的人都是在这个巨大的背景中生活。我们有时觉得一个人的举动很荒诞、很突然，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后面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我是想把背景写出来，我个人认为，这背景的力量是巨大的，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还要大。
记者：那你会不会担心，用过多笔墨写背景，会不会反而把人物给冲淡了。
李佩甫：我把所有的人物，都放到我最熟悉的环境里写。不然我怎么写？像美国纽约，我只是去过而已，只有那么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我不可能深入骨髓去写。只有把人物放到我熟悉的情境里，我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记者：从你的作品里，还是能读到上帝视角。这可能是因为你在小说里融入了一点近似神性的东西。
李佩甫：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神性的。
记者：都说现实充满魔幻色彩，你着重书写的权力就更有魔幻性了，但你的小说却似乎和魔幻现实主义沾不上边。
李佩甫：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很大啊，我刚读到《百年孤独》的时候是相当震惊的。拉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也有相似性，在近现代都处于被奴役状态。他书里有些带魔幻色彩的细节，像拉磁铁，跟我们童年时候玩的推铁环就很相似。当然他的描写，什么钉子、铁锅跟着满街跑是夸张的。但拉美作家在有些思想意识上是超出中国作家的，他们能穿越历史，穿越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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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是用来经营的，进入文学深处，你就无处可藏了。”
记者：还是回来说说平原。你小说里固然写到一些充满进取精神的活跃分子，但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那些承受者的形象，这其中以女性为主。
李佩甫：我写的都是平原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平原上的老百姓只有忍和韧，也没什么革命性。我和陈忠实写的也不一样，因为历史状况不同，写的地域也不同，他写的八百里秦川，站在黄土高原上是可以大声喊出来的，但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很多东西都是得咽下去的，所以我是写隐忍的。这样的隐忍靠一口气来支撑，很苦啊。但用“忍”和“韧”这两个字来概括中原文化是最准确的。我有时候觉得，河南老百姓就像土地一样沉默，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就靠一口气，一代代存活了下来。
记者：你受益于大量阅读，但读你的小说，看不太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你像是一直都坚定地走中国化、本土化的写作路子。
李佩甫：我的写作没和西方对接，算是比较中国化吧，比有些作家更本土，更传统一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其他作家一样，都拼命吸收西方各种文学流派营养，也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那时，我可以说也吃了一肚子“洋面包”，感觉很胀，消化不了啊。所以在写作上特别迷茫，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像狼一样在街头徘徊。那时，我已经知道文学不仅仅是写好一个故事了，搞好写作需要找到一种独一无二的表达和认知方式。但“洋面包”好吃，我却长了一个食草动物的胃，所以特别痛苦。
记者：尝试过西方化的写作吗？
李佩甫：我学着写过意识流作品，但怎么写都觉得不成功，也没好意思发出去。这跟我当时还没找到认知的方向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认知或者说创造性地透视一个特定的地域是需要时间的，不光需要时间，还需要认识。我说过一句话，时间是磨，认识是光。磨和光都有了之后，我才找到写作方向，也才有了《红蚂蚱，绿蚂蚱》。当然这也不是说我完全回归传统，才找到方向。实际上，一些现代派作品，像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克洛德·西蒙等作家的写作，我还是接受的，也是对我写作有影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记者：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佩甫：他们小说语言里那种声光色味，描写细节的准确程度等等，对我有影响。当然我写出来的味道，还是平原的味道。所以，我不像一些作家那样去仿制。你那样仿制，在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会沾一点光，新锐编辑喜欢，但长期那样写就不行了。我是觉得我们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也没这个必要。我们得写自己的生活，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你在自己的土壤上，对这个地方熟悉，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感知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也只有这些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是别人夺不走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味学西方。只有找到你自己的领地，写你最熟悉的东西，才能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反之，你会捉襟见肘，很难远行。
记者：你的写作总体看挺真诚的，比较少私心杂念，也比较少条条框框。
李佩甫：你说我真诚，那是我把自己放进去，在写作中把我对土地的理解都放进去了。我觉得，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影响。文学不是用来经营的，虽然现在文学场有了些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仍然是相对纯粹的。文字骗不了人，刚开始写的时候看不大出来，靠编造也能蒙混过关，但等到进入文学深处，你就无处可藏了。你的心性，你的小伎俩，都很容易被内行人一眼看出来。所以写作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心理，文字这东西一旦滑下去就很难再上来了，你得咬住、坚持住。
记者：读你们这一代作家的处女作，再对比后来的写作，回看你们蜕变成蝶的过程会很有意思。你熟读西方经典著作，写的却是中国化的小说，倒是觉得你适合来谈谈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话题。
李佩甫：我不知道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但我知道中国作家都想写出本民族所期待的，好的文学作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文本角度，如何突破旧有的文学样式？这是当代作家面临的一个困境。从内容角度，文学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应该是“麦田的守望者”，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我们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落后于时代。如果文学落后于时代，作家仅仅是描摹现实生活贩卖低劣商品的“故事员”，那么我们的写作是有问题的。
记者：但另一方面，网络化时代全民写作。至少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写作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多元。
李佩甫：多元化是好事，全民写作也是好事。但文学创作不只是写一个故事，或者说写一种经历。文学创作也不是生活本身，作家只有用认识的眼光照亮生活、用悲悯的眼光认识生活，用独一无二的方式表达生活，在作品中加入意义的创造，融入自己的思想，才能成就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一旦失去了应有的水准和品格，失去了应有的境界和探索精神，失去了文学语言应有的思辨性和想象力，结果必然是庸俗化的泛滥。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谈“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