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百工”核心部分的工匠,其实是中国历史中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命,如同被豢养的牲畜一般,不值一钱。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的身份只是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
毕竟对于“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儒家社会来说,这些掌握了“奇技淫巧”的工匠们,不仅于事无补,还祸乱民风,必须打为社会末流!朱由校的大臣劝说皇帝放弃木匠这个爱好时,就坦言:“自古百工,匠人最贱”。
秦二世和慈禧命所有皇陵工匠陪葬,坦然不变色;铁木真和武则天将修造建筑不合意的工匠活埋,丝毫不眨眼;大魔王赫连勃勃,更是用了一千种死法,把无数工匠的尸体铸在了统万城里。
对于最上层的皇帝们而言,工匠就是一块抹布,用的时候可以擦各种脏物,用完之后就觉得肮脏碍眼,扔了最合适。为了防止这块抹布上的赃物污染了其他人,就命令工匠“世袭永充而不能脱籍”——工匠的子孙,也永远只能做工匠!贱民是世世代代的贱民!
于是上行下效,民间百姓,也对工匠们百般轻视与欺压,上至《太平广记》,下至《聊斋志异》,各类书里面都记载了工匠被辱弄、干完活拿不到钱的、甚至被反咬一口的故事。
那么作为社会上必不可少,又不受待见的一部分,工匠们何以立身呢?
孔夫子曾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鲁班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面对恶,阶层的差异决定难以愤起反抗,只有用隐晦的、更令当时的信仰体系忌惮的“恶”来回报,才有震慑效果。善良从来不应给予恶人,只有让恶者心怀畏惧,顾忌后果,他们才不敢继续心安理得地为恶。
《鲁班书》里面这些奇奇怪怪、阴狠歹毒手段,在如今以科学的眼光看来很是荒诞,但在当时却是工匠们得以在乱世存活的自保手段,在被他人欺辱,被雇主欺骗后,工匠们也可以施法术来反制,惩治恶人,震慑歹人。
但同时,为了防止工匠们用这种咒语和巫术对普通人发起主动攻击,《鲁班书》也制定了严苛的“行业规则”:发动术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敢于施术者,将会成为“鳏寡孤独残”中的一种,即断子绝孙或者变成残疾人。所以《鲁班书》下册,又被称为“缺一门”。
这种限制,无疑让工匠们戴上了道德的枷锁,报复他人和施展术法只能成为维护自己人身安全、最后“玉石倶焚”的手段,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它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安慰,让入行的工匠们有安身立命的倚仗,有反抗不公的一丝底气。
那么,说得这么神乎其神的《鲁班书》,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