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宋代惯例，一般官员是三年一升，大家都是腰椎间盘，凭什么包拯那么突出呢？
这一方面自然离不开宋仁宗对包拯的厚爱，但另一方面，和包拯的“同年”群体可能也有关系。
“同年”，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体系里，不是指“年龄相同”，而是指科举时同一年考中或者同一榜中举的。作为“同年”，也有点“校友”或“同窗”的意思，大家一般约定俗成会在今后的官场上相互照应。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 年）中的进士甲科，按杨高凡在《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中的考证，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他这前三十个“同年”中，后来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级别（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的多达7人（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且因为包拯出仕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关注的是，包拯和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彦博和韩琦。
文彦博曾三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本来就认识，算是“世交”，而在这基础上，包拯的儿子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结成了“姻亲”，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韩琦历经北宋三朝，做过十年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在现发掘到的包拯的遗物中，只发现两个帖子，一个是给文彦博的，一个是给韩琦的，可见两人的私交。韩琦在拜相21天后，包拯就得到了升迁。正是在韩琦任职的四年里，包拯从一个开封的地方长官，提拔到了枢密副使这样的中央高官。
那么，包拯是否有“结党”嫌疑？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当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包拯和这些人相处甚密，也不排除双方政治观点一致的原因。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包拯尽管刚正不阿，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商，事实上，他在某些弹劾上还是比较懂得把握分寸的。
这也为包拯仕途基本没有遭受过什么排挤和陷害，提供了一个侧面的注脚。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忽然得病。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24日（农历），包拯病逝，享年64岁。
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相当于官方降半旗默哀。
包拯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长），并赐谥号“孝肃”。
但包拯在千年之后的名声，远比他在世时所能得到的荣誉要大得多。
【馒头说】
“包青天”，顾名思义，包拯是“青天大老爷”。
包拯这个形象的发展乃至神化，基本上是从元朝开始的。在流传下来的16、7本元曲“清官断案”戏里，有11本是关于包拯断案的。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元朝相对来说法制松弛，出现很多司法不公的现象。面对投诉无门的黑暗局面，老百姓只能寄望于文学和戏曲里的“青天大老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