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中的红五军，正是宁都起义后的红五军团，是李达的老部队，它的两任军长董振堂和孙玉清都牺牲在了河西。
援西军只好就地驻防，寻找、收容西路军的失散人员。
抗战爆发后，援西军的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领导班底也基本继承了援西军的配置，刘伯承为师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即政委），倪志亮为参谋长（未到职），李达为参谋处长（实际承担参谋长工作）。1938年12月，李达升任129师参谋长。
“活地图”李达和刘伯承元帅的情缘李达一生虽然和6位开国元帅都有过合作，但他合作最久的还是刘伯承元帅。
李达认为刘伯承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造诣在全军中是独树一帜的，所以他对刘伯承一直非常尊敬。尽管他在建国后离开了刘伯承，但在很多讲话中，他总会用刘伯承对自己的教导来教导官兵。
他训练射击时最喜欢引用刘帅的“与其要百发一中的兵一百名，不如要一发一中的兵一名。弹无虚发就是以一当百。”
讲起带兵之道，李达说：“刘帅说过，带兵要夏不挥扇，雨不张伞。士兵没有进帐篷，将帅不要进；士兵没吃饭，将帅不要吃。没有体验过士兵生活的将军当不好将军。”
1972年他担任副总参谋长时，曾组织一众高级将领下连队当兵，大军区干部当连长，军级干部当排长，师级干部只能当战士，他们和士兵们同吃同住，一起训练。当时一些干部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辛苦发出了抱怨，李达就用刘伯承的这些话告诫他们。
而刘伯承也很欣赏李达的参谋能力，曾说他是一个“称职的好参谋长”。
据陶汉章将军回忆，李达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参谋能力。1935年，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打算在毕节建立根据地。当时任弼时询问李达的建议，李达极力劝阻，说毕节绝非建立根据地的地方，首先毕节战略地位显著，直接威胁云南，蒋介石和云南地方武装不会坐视不管；其次，毕节交通便利，蒋介石调兵遣将进行围剿非常方便，红军很难站住脚。
几天之后，果然如李达所说，云南、湖南、贵州的部队相继出发，直逼毕节，二、六军团火速西撤，任弼时在路上感慨：“李达真是有先见之明。”
李达将军人称“军中活地图”，他对地形地势、地理方位有着敏锐、惊人的洞察力，这是他被军神刘伯承欣赏的重要原因。
1947年，晋冀鲁豫*军挺进大别山，李达一马当先率部为大军探路，刘邓在后跟进。有一天，前锋部队已经安营扎寨完毕，却迟迟没有收到刘邓的消息，派人寻找也不见踪影。
李达沉思片刻，叫来一位参谋，嘱咐他先翻过这座山，再渡过那条河，去一个叫某某庄的地方去接刘邓二位首长。参谋遵计行事，果然找到了刘邓。
事后，刘伯承问李达，他怎么能知道自己在那个庄子迷路了，李达说，地图上这个庄子和另一个庄子重名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估计肯定在这个地方。刘伯承听后大赞：“李达是活地图。”*也忍不住夸赞：“你这一手真了不起。”
李达对于方位有一种天然的敏锐，最神奇的故事是，有一次他乘坐飞机从湛江飞往昆明，途中要到了雷雨，飞机需要绕行，但机长为了不影响李达休息，嘱咐工作人员不要通知他。李达当时还在闭目养神，他忽然询问：“飞机为何向北飞？”工作人员惊叹之余如实汇报了情况。
每到一处，李达必先搜寻地图、绘制地图。抗战时期，他曾亲自组织绘图人员和侦查部队，在华北的广泛区域内实地测量，最后绘制成了权威的《最新华北明细图》，获得了官兵的一致赞扬和认可。
李达对地图绘制看得非常重要，要求也非常严格，因为他深知，一个地点，一处标记的错误，就可能让战士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一次，129师司令部一参谋在做战斗报告时，错误地将太行地区的“来远”写成了晋察冀地区“涞源”，刘伯承发现了他的疏忽，在报告上画了一条粗粗的红杠，并把报告退给了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