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设申明亭处都设有旌善亭，张贴榜文，将本地的诸如孝子贤孙之事公之于众，用来教化乡民。以上这两种旌表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最高，地方政府和乡族里人的旌表又很好的补充了中央政府的旌表，二者密切配合，敦化了风俗，教导了民众，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明代“旌表对象”——忠、孝、节、义
忠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忠君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对臣民的一种绝对性的要求，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各种办法来激励臣民尽职尽责、报效国家。明朝不管是对开国功勋，还是对为国捐躯的忠臣义士的旌表更是不遗余力。
《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明太祖对开国功臣进行了大分封,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此次共旌表了六公，其中常遇春去世，其爵位由其儿子继承。六公除了身居高位，还有丰厚的食禄，结合明初的购买力来看，二石约合银一两，徐达一年的食禄约为236000两，这个数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是相当庞大的。
随着政局的稳定，文臣的地位逐步上升，自然对于文臣的旌表也提上了日程，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大封功臣时说：“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在这次封赏中，“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阶左右”，可见二人是文臣和武将集团的领袖。
李善长作为文臣，享受的富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明史·李善长传》记载：
“善长以布衣徒步，能择主于草昧之初，委身戮力，赞成鸿业，遂得剖符开国，列爵上公，乃至富极贵溢。”
明朝统治者还对文臣采取恩荫选官，中高级文官之子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官职。总体而言，明朝受封的公侯爵位的数量中，文臣明显比武将要少。但统治者对文臣武将的旌表，激励了更多的臣子为国恪尽职守。
孝
和汉代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奉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
“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
在朱元璋看来，孝是立身之本，是家庭和睦之本，是国家安康之本，也是人类延续之本。创立各种人格范式，给人以规范化的引导，也是儒家古已有之的思维方式。在孝道方面，后来的儒学家和统治者也创造了许多理想化孝子形象。
而对于“孝”的表彰标准，《明史·孝义传》在开篇就已提及：
“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卢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
例如史五常的父亲，明初在广东任职，死后，葬在了南海和光寺的旁边，当时史五常才七岁，母亲带着他回到了家乡，长大后，“奉母至孝，常恨父归葬”，其母去世后，他按照乡人的指示，果然找到了父亲的棺柩，“乃扶归，与母合葬”，正统六年，获旌表。”
这就表明，在明代，“孝”在旌表范围内是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节
节，就是指的贞洁，上文提到，妇道观念是从秦朝时期开始形成的，到了宋代，因为程朱理学的发展，使得贞洁观念进一步强化，到了明代，理学极力推崇，科举考试也要以《四书》、《五经》为准，理学成为主流意识。
同时，理学对妇女贞节的控制也逐渐渗透到明清时期的思想统治方面。宋明理学家宣传“存天理，灭人欲”，并从“尤物移人”的女色诱惑论出发，要求男子们用灭“女色”的办法来控制自己的*，而且一味的苛求妇女守节殉烈，极力宣扬“失节事极大，饿死事极小”，要求未嫁女子守贞节，寡妇不得再嫁，这些都极大迎合了统治者教化民众、敦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明朝被旌表的节妇烈女可分为两类——“贞节”和“贞烈”。
贞节——对那些丈夫死后不再改嫁、坚守贞操，抚育子女，孝敬老人直至死亡或者未婚夫亡守节的女子授予“贞节”。
贞烈——对那些刚正有节操、抗拒强暴或殉夫死的女子授予“贞烈”，此外，还有一些节妇因为孝行特别显著，被朝廷旌表为“节孝妇”或“孝妇”。
义
明代关于“义”的标准衡量是“义夫”和“义民”。
义夫——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明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正官，旌表门闾。”这里的义夫的含义跟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这里的“义夫”专门指青壮年时期丧妻后，不再续娶的男子。而在此之前，历代王朝从未有过对男子不再续娶旌表的先例。
义民——常指那些仗义疏财、捐借钱谷、赈济助饷的人，“其输银而冠带者谓之义民”，许多明代的地方志当中都设有《义民传》，记述灾荒时地方上的义民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