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能分享一些具体事例吗？
张维为：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虽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经历一模一样。当时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秘书是一位比利时女士，她陪日内瓦的一个乐团到上海等几个中国城市巡演；回来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势跟我形容上海的变化，她说太厉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展，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会儿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经造好了，车子在上面开，整个城市非常立体化，相比之下欧洲是不变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内瓦，那时的地图到今天还可以用，没有什么变化，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变化是不得了，像复旦大学规模已经是过去三到四倍，变化太大了，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从90年代至今，中国越来越亮；过去在西方时，发现这些国家都好亮，城市灯光很炫，但现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国。
观察者网：9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的最终拍板肯定离不开*。您过去做过*的翻译，又亲身经历浦东开发的整个过程，您有些什么感触？
张维为：我最后给*做翻译是1987年，浦东开发是1990年。我没有亲眼见证这一重大决定，但对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蛮有感触。*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节，后来就没来过了。那时新锦江饭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锦江饭店楼顶的旋转餐厅，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上海变了，非常高兴。从1991年提出“一年个样，三年大变样”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变样，灯光灿烂，当然现在就更不一样了。
*过去说过，如果改革开放中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上海开放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研究中国如何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所以*最初决定先在相对边缘的地方搞特区，比如深圳，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重镇，对国家财政贡献大概高达五分之一左右，谁都担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所以，*后来说，上海如果能更早一点开放会更好，但他也讲，晚开放有晚开放的好处，可以汲取别人的教训，做得更好。浦东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称之为“浦东模式”，浦东模式的经典之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迄今为止上海市政府换了这么多届，但这张蓝图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往深探索，整个发展规划早已做好了。这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 “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观察者网：确实，这跟您过去经常提到的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制定长期规划并有效执行的观点很符合。那么，您在欧洲学习生活这么多年，最后选择回到国内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维为：我是一直想回来的，虽然在欧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级城市，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当时见过上海老市长汪道涵，我有段时间做两岸关系，台湾去的比较多，回来后跟他聊过，他也跟我讲起当年*对浦东开发的一些设想，我印象非常深。
我最终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体事情的触动，说起来和观察者网也有关系。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4月，在这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本书《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但那时我们之间还不认识；他们给我发邀请函说，张老师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来做一次演讲，于是我就来了，也就认识现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团队。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几乎都是骂自己国家、骂中国模式的声音，令人担心之极。我觉得这是要出大问题的。有感于此，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当年*总理跟印度大使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周总理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这句话掷地有声，印度大使后来还将此写在回忆录中。
我当时说，我个人认为敌视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否则要出大问题。在座的另一位学者、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成员之一说，张老师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在国内感觉这个状况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不是越过“三八线”，而是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总之，当晚，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商量，决定要做事情，要写书、办网站、办刊物，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来纠偏，完全是民间力量，没有任何官方指示。接着我就从欧洲回来了，另外还有从美国回来的，从新西兰回来的，从新加坡回来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网站、视频等都做起来了，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一批有担当，有学识，真正做事业的人，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发出了自己应该发出的声音，总体看来还是起了一点积极作用的。我们最早提出了“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反复论证讲中国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的伟大文明，我们一直说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一点都无需害怕。
2011年，春秋研究院组织我和福山的辩论，你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的现场视频，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对我、支持福山，对立情绪非常厉害；我一讲完， 一部分为我鼓掌，福山讲完另一部分人为他鼓掌。现在八九年过去了，证明我们对中国大势、世界大势的判断比西方学者更为准确，我觉得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这段经历我过去没有公开说过。
2011年，张维为与福山（右）辩论。
观察者网：所以其实让您决定回国定居，跟当时国内的整体形势是有关系的。
张维为：有一个情况是，我突然发觉，过去一直以英文写作为主虽然也产生影响，但用中文写作时受众多百倍不止。我还在日内瓦时开了一个博客，把《中国触动全球》中的一篇《别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访南斯拉夫的整体观感和思考，没几天，文章跟帖就达到三四千，这种影响在国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到要近距离跟读者互动、讨论，当然关键是这一批人，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回国做事。
· 浦东模式是中国成功的经典案例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经历，您出生在上海，对这座城市经历的变革是否有着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国70年之际，您最想对其诉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您主讲的《这就是中国》这档节目敲定在上海东方卫视录制，后来央视也找过您，但您最后还是决定留在上海，这是否有什么考虑？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的节目是东方卫视主动来找我，我过去在央视也做过一些节目。毫无疑问，这两个平台都非常好，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东方卫视作为地方卫视总体上灵活性更大一点，比如在东方卫视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印度、调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视就很难做。所以我决定做这个节目。当时我说，最关键的是，最后由谁拍来板；这个最关键，千万不能婆婆妈妈太多，拍板的人要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理念、中国话语。东方卫视对此做了安排；做节目有时也要磨合，但这很自然。有些观点大家会有争议，但关键是我们坚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真话，我们坚持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原创性的话语，原创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
观察者网和读者都理解，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有很多困惑、很多问题，就像这几个月的香港问题，前两天沙特油井遭无人机轰炸，中美贸易战持续一年有余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轻人困惑，甚至党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们觉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们的方法是打话语组合拳——学术话语、大众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跟官方话语不完全一样，官方话语很重要，但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对应，这样才能很好的传播。我们做了尝试，观察者网其实也是如此，是三种话语的组合拳，读者就喜欢看。显然这个尝试是成功的。
《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
观察者网：今天我们谈论建国70年肯定脱离不了上海。上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担很多国家责任有关，大量国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国家战略等，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机遇，还是国家必须将此赋予上海？您对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任务和新实验有何看法？
张维为：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重镇，中央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现在上海开展的一些改革开放试验，特别是开放层面的试验，都在上海先行先试，像自贸区、沪伦通、进博会等等，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升华。当然，这也跟上海自身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上海再进一步发展，它的目标在哪里？中国模式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出更高的目标，让你去努力实现。
上海的整个发展过程，进步非常之快，我当时那本书《中国震撼》，实际上不少内容是在讲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会遇到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过大量调研后，对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标，总体上海完成得不错，中央也比较满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试验放在上海。
以自贸区为例，它已经不是过去简单的开放。开放的一个大背景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八大之前总体是以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为主，大多是工业和商业。现在的开放，明显就是全方位开放，不仅吸引外资，还要中国资本走出去。从过去五年为尺度来看，实际上走出去的资金比吸引进来的还要多一些，过去是以出口为主，现在进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进口也有其他好处，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可以走出去，取得定价权。
这些方面自贸区正在试验，过去的一些自贸新区更多的是贸易便利化，现在则是贸易自由化，因此在设计上不光是货物流，还有服务流、资金流，人员流，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新的试验。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所以自贸区很快推广到各个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个地方办理各种各样的要求，加快办证速度，再比如负面清单制度、注册制，过去很多需要审批、审核，现在改注册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等等。总体而言，这些试验还是比较成功的。最近临港新区相当于是过去自贸新片区的扩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进制造业、金融中心的新服务项目。甚至不久前我还看到上海建航运中心涉及到不少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设立海事法庭，这也会在新片区实践。总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务都在试验。
临港地区开放建设管理委员会官网
观察者网：不过，外界对于这些新试验也都抱着诚惶诚恐的态度，不确定今后走向如何，也不知道上海经验能否在别处被复制。
张维为：对的，我想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担忧是金融，其他方面我都不太担心，但上海能否建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有些紧张。这次港交所有意向收购伦交所，但伦交所的回应中没有任何意向，还称谈合作的话更愿意和上交所合作。这说明他们更看重能直接与大陆打交道，也证明上海这些年在金融改革方面的进步。上海背后是整个长三角，腹地非常大，再加上今年科创板在上海启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证监会主席易会满、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都在上海做了重要讲话，提振信心。
我们仔细看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中央还是比较满意的。研发的投入占上海GDP的比例已绝对超过一般的西方国家，超过OECD成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标志着上海经济驱动力已经不是纯粹靠一般投资，而是靠研发投资，靠新经济。这也是给中国其他地方带头，看能否在新发展理念、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 中国崛起走到这个阶段，什么问题都不能回避
观察者网：您前面多次提到要将中国模式作为参照物，新中国70年发展之路上，中国共产党无疑发挥巨大作用，您能否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复兴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今后更漫长的历史奋斗中还需作出的自我革新？
张维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是，它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是部分利益党，仅代表某个社会阶层，某一个社会的一部分力量或一部分利益。通过票决制竞争，你51比49就赢了，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但这种政治游戏在中国的国情下难以适应，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规模相当于一百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整体利益党，我觉得这是最关键之处。跟西方政党完全不一样，整体利益党是“使命党”，它对国家、对文明的终极命运负责，比如韩国的一个政党、台湾地区的某个政党，他们不需要负任何终极责任，不负任何终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过去说，五六十年要赶上美国，否则要开除国籍；*说要分三步走，一直规划到2050年；*提出两个百年，所以只有整体利益党、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力量，才会这样来规划，它对自己文明的复兴负终极责任。
更可贵的是，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讲改革。值得骄傲的是，中国是全世界的改革专家，过去四十年我们是改革加开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其实，多数国家是没有改革能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这是最关键的。但我们一直与时俱进，不停地改革是让自己的工作能做得更好。世界变化太快，要适应这个变化，包括在大学、在各个机构，你会发现一方面进步很快，但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靠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