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和泡饭渊源不浅，上海人不会否认。然而，要说泡饭上得了台面，上海人恐怕很难给它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
85后作家张怡微提到，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两次吃泡饭，分别过黄泥螺和海瓜子，表现了她身上隐匿的世俗色彩。
"王琦瑶吃泡饭是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厨房是狼藉的、真实的个人心地，它不像客厅，是展示型的温馨整洁。”她说。
所以，泡饭虽说是上海人的代名词，提起的时候，多少会牵扯起复杂的情绪。
对这一点，上海文化学者马尚龙是有共鸣的。
马尚龙生于1956年，从儿时起有过很长的吃泡饭史。在他的记忆中，那并不是一段很“光鲜”的历史。
“吃泡饭是立着吃的，在厨房或者晒台。这是在仓促的时间里，做的一件潦草的事。”他说。
马尚龙一家七口住在“上只角”淮海路上的霞飞别墅，父亲掌管爷爷的印刷厂，每个月收入150块。
照道理说，在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生活水平算得上优渥，但要养一大家子，还是有点紧巴巴。
物质的拮据如同是给日子拧上了发条，让身处其中的一家人不由得加快了节奏。
每天一早六点三刻闹钟一响，兄弟姐妹们立马你追我赶地起床，走出三十多平的房间，往上踏三个台阶，来到厨房、晒台和卫生间所在的楼层。
这时，姆妈已经用24寸大的钢钟镬子把泡饭烧得滚烫了。
正如一个训练有素的队伍，倘若阿哥阿姐是老兵，阿弟阿妹则是新兵蛋子，他们在老兵的带领下，习得吃泡饭的一系列步骤。
盛泡饭是第一步。越早盛的人越能自由掌握厚薄和多少，最后盛的往往只有汤了。那个年代大米的杂质应该不少，泡饭盛到最后一口，锅底还会混杂着沙砾。
马尚龙说，一想到在学堂上午第四节课饥肠辘辘的时候，要依靠这最后一口熬过去，就耐下性子，把耳朵凑近，晃晃锅子，只要还有碜碜碜的声音，就会用手指摩挲锅底，直到把砂砾全部捏出来，总算才没放过最后一口。
“个么泡饭老烫的哪能办呢？”他说。
那个年代上海人民的智慧就在这里了。
滚滚烫的两大碗泡饭盛满，他们把泡饭集中到晒台上去“晾”。冬天的时候，把烤菜露倒入泡饭中，让它迎着西北风吹，便足以加速降温。
天再热一点，在面盆里盛点冷水，把泡饭碗揿在里头，面盆里的水徐徐升温。
随后，他们赶赴下一个“战场”——卫生间。
比赛完刷牙洗脸，再回到晒台的时候，泡饭的温度差不多降到可以吃了。他们每人准确无误地“认领”自己的“战利品”，捧到厨房去吃。这时，真正激烈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阿拉都不要爷娘催，吃得如火如荼，所以软腭都是烫伤的。”他说。
大头菜在瓶子里，碗里有腐乳、隔夜青菜。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充满好胜心的少年们互不相让。
往往抢到最后，大头菜落地上，总有人捡起来洗一洗吃掉。今天谁的菜被抢去了，第二天他势必抢回来，一来一去，彼此心中不会有芥蒂。
“这就像三英战吕布，蛮有游戏精神的。即便在艰苦的年代，也有童年的乐趣。”马尚龙说。
正因为每天的“激战”，每个人都练就了一手“筷子武功”。“我看有的年轻人拿筷子手势不对的，我说他大概小时候家里条件蛮好的，不用抢。”他说。
如此混乱的早餐时间，父母会不会主持秩序？马尚龙说，家长一般会委托给长兄或者长姐。说到这里，他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这是个散装的社会，东西是散装的，人也是散装的，没人管侬。”
当年，用来过泡饭的小菜都是散装的，零拷的。比如腐乳是一块块小方买的，大头菜论斤买，买东西都要自己带器皿。
马尚龙家通常去雁荡路淮海路上的全国土特产食品商店培丽买酱菜。
有天，母亲吩咐马尚龙去买紫香大头菜。他被营业员的推销说动，买了四角钱一个虾油露辣椒。
买回来母亲看到，脸一沉：“四角钱买一斤紫香大头菜，阿拉好吃一个礼拜。侬这只辣椒过一顿都不够。”他一听愣住了。
当时是1960年代末，正值家里最困难的时期。父亲生肝炎，不能工作，厂里不发工资，全靠姆妈和阿姐在生产组结绒线衫，勉强维持。
每次消耗每月粮食配给中的面粉、籼米和山芋，都要用一杆秤算得“候分克数”。
马尚龙硬着头皮去商店退，借口说母亲不欢喜这个味道，换了一斤紫香大头菜。
“现在回想起来，营业员肯定听明白了，但她还是给我退了，当时社会蛮淳朴的。”他说。
吃着“散装早餐”的，自然是“散装的人”。
那个年代，很多上海家庭像马尚龙家一样是多子女户，整个家庭的运作依赖约定俗成的秩序感，把“散装的个人”一个接一个连起来，他称之为“贫穷、苍白而有序的社会状态”。
吃泡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生动的体现。
谁先吃完，谁就先洗自己的碗，哗啦哗啦，每人按顺序把碗放好。晚上父母检查，一算就知道谁洗得认真，谁“拆烂污”。
“生活把我们推向一些习惯。我们这一代子女生活能力都特别强，不觉得家务完全是父母做的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