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中医生吴又可在山西瘟疫中出诊治病。历史上的吴又可因为撰著防治瘟疫的《温疫论》而被后世视为中国古代最卓有成就的传染病学家。
在他完成《酌中志》的六年后，山西忽然爆发瘟疫。《沁源县志》记载“崇祯五年四月，流寇入东关，烧毁民房数百间，村落残破，止留孤城数百家。次年岁荒，斗米钱半千，复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西部的兴县“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间，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瘟疫一路蔓延扩散，在崇祯十四年抵达京师，徘徊不去，将这座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地化作一座鬼魅横行的瘟疫之城：
“大疫乃作。（崇祯十六年）二月，举场左右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一时贸易多得纸钱，乃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大疫定后乃已。先是传一小儿见，人白而毛，逐之入废棺中，发则白毛飞空几满，俄而疫大作，渐染江南。”
崇祯十七年那个怒风吹折了殿庑宫门的暮春三月，明王朝在农民军与瘟疫的内外夹攻下倾覆。没人知道——想来也无人关心——那一年的春日，宫中是否像往常一样“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互相请宴，吃春饼和菜”。
热映影视剧《尚食》中宫中御宴享用的玉盘珍馐。
你吃你的春饼和菜，我咬我的树叶野菜我们过的是同一个春天
“其实所谓合菜是大有讲究的，先把绿豆芽掐头去尾，用香油、花椒、高醋一烹，另炒单盛，吃个脆劲，名为闯菜。合菜是肉丝煸熟加菠菜、粉丝、黄花、木耳合炒，韭黄肉丝也要单炒，鸡蛋炒好单放，这样才能互不相扰各得其味。至于薄饼里卷的盒子菜花样可多了，桑家卷饼一定有南京特产小肚切丝，另加半肥半瘦的火腿丝，熏肘子丝、酱肘子丝、蔻仁、香肠必定用天福的，炉肉丝、熏鸡丝、酱肚丝一定要金鱼胡同外宝华斋的。”
多得民国美食闻人唐鲁孙善于说味的精细妙笔，让后世知道纵使是春饼和菜，也能吃出如此的排场和讲究。尽管这已然是一个世纪前的前尘旧梦，但单看这段文字，就足以让人口舌生津，恨不能循着字里行间散发的诱人香气，回到百年前的那个春天，去亲口品尝一下儿唐鲁孙笔下的春日美味。
然而，这种幻想不过是春天里的白日梦，醒来时除了胸前滴滴答答的口水之外，别无他物。唐鲁孙笔下极尽讲究排场之能事的春饼和菜，不仅在今天是不可复得的前尘旧梦，即使在当年，对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也是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春日幻梦。
就在唐鲁孙和他的朋友们享受这顿丰盛的春盘和菜的同时，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对北京进行了一场细致的社会调查，在之后出版的调查报告中，他记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普通平民的饮食水平，他发现这些平民家庭用于食物的开支可高达整个家庭支出的90%，一般的食品支出的比例也达到了68%到83%。这些平民终日劳碌奔波的所得，只求糊口填饱肚子：
“因此，毫不奇怪，有些人为了少花半个铜板吃一顿饭，情愿步行三英里路。中国人标准的饮食是一日两餐的玉米面和咸萝卜。美国的营养学家们可能会说，靠这样的饮食，人类不可能存活。但是，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千万的中国人却就是这样对付着生活。”
1919年的北京贫民家庭，西德尼·甘博拍摄。
有些人春日里的大快朵颐，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日复一日的玉米面和咸萝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靠玉米面与咸萝卜养活的老百姓就不知道什么是春天的味道。在熬过了冰天雪地，枯枝败叶的数九寒冬后，春天回暖的勃勃生机，并不会刻意嫌贫爱富，朱门豪贵自然有酒肉穿肠的讲究排场，寒门小民也能尝一尝春天的新味——野菜。
文人笔下的野菜，常常带有一种清雅之气。“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中的蒌蒿与芦芽，抑或是“堆盘炊熟紫玛瑙，入口嚼碎明琉璃”的蕨菜。对富贵人家而言，野菜乃是富贵繁华中突发奇想的清新点缀。《红楼梦》中贾府“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饱食终日的肉食者们为了一口野菜不吝一掷千金，但对舍不得花一个铜板买菜的贫民大众来说，它们却是最时鲜也最廉价的蔬菜来源，只要有一双善于辨别的眼睛和一双勤劳的手，就能有所收获，只是这种收获，往往同时伴随着荒年饥馑的记忆。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春荒的滋味如此深刻，以至于到了暮年，孙犁回忆春荒时节挖野菜的情形，依然如数家珍——对饥肠辘辘的穷苦乡民来说，哄饱肚子的野菜不啻于天之美禄：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菜，不能当粮食吃。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
挖野菜的场景，在今人看来，似乎妙趣横生，有种在春光大地中发现奇珍异宝的欣喜。然而，对挖野菜救急疗饥的人来说，能否挖到足够的野菜，关系生死。就像孙犁所写的那样：“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兽性”。
野菜与蔬菜之间最大的区别，或许就在于野菜总有一种清苦的滋味。而饥饿则会麻木人的味觉，让人顾不上其中的苦味，只求能够平息肠胃紧缩带来的苦痛，哪怕仅仅是用草根树皮甚至是黏土去短暂地欺骗它，也欺骗自己。只有饱食终日的刁钻舌头，才能从中尝出那春日特有的清新与苦味，为之品鉴、为之歌咏，用尽辞藻对其赞叹不已。野菜之苦，常常也是人生之苦。就像关心民众疾苦的明代文士王磐编撰的《野菜谱》中所记述的那一株株野菜，几乎每一株背后，都藏着一段苦涩的生命故事：
“江荠：江荠青青江水绿，江边挑菜女儿哭。爷娘新死兄趁熟，止存我与妹看屋。”
“抱娘蒿：抱娘蒿，结根牢，解不散，如漆胶。君不见昨朝儿卖客船上，儿抱娘哭不肯放。”
王磐《野菜谱》，明万历刻本。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就像挖野菜度春荒的童年孙犁，抑或是填肚子偷萝卜的少年莫言，春天的味道或许就是在那种苦中作乐的生命力的味道：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无论时代如何变易，春天总会到来。春风吹过的地方，土壤会肥如膏腴，在如酥油一般的春雨润泽下，草木会萌动发芽，焕发出新的生机。被人连根挖取，被人割取采择。成为盘中的菜肴，被品尝，被歌咏，被填饱肠胃，也被充实心灵。
无论甘美与辛苦，这是同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