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关于周代礼乐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诗集，战国末年被列为“经”，2000多年来，各时期学者为《诗经》所做的论著数以千计，特点各异。但不得不提的就是孔子，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研究《诗经》的第一人，他删诗成300篇，并提出《诗经》的作用应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诗经是为治国理政所服务的，是要实现孔子心中的“为政以德”。那么《诗经》是如何体现孔子“德政”思想呢？文章主要是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展开。
“君权神授”一直是殷商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鸣条之战、牧野之战等造成政权不断更迭的现象，引起了周朝统治者对于“君权神授”观念的怀疑与反思。既然夏、商之君是“受命于天”，那么他们为何会被天所抛弃，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是否敬天，是否重视民意。因此周人得出了“天命不易”“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结论，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政治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应运而生。
第一，保民爱民。民为国之本，君以民之安危为安危，重民应是君主循道为政的必然要求。早于孔子100多年的管仲曾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了“爱人”思想，抨击残暴统治“苛政猛于虎”，劝导君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把教民作为爱民的手段，以德导之，以礼齐之，让百姓有耻且格。
因此，孔子认为倾听民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孔子诗论》中说通过《国风》可以了解黎民的真实声音，能够体会百姓的忧患情绪，他们的心思尽在《国风》之中。例如《孔子诗论》评论：“《北风》不绝人之怨”，反映了卫国君主残暴无道，黎民怨恨不已，因而纷纷逃亡的情况。因此孔子赞赏有德之君如召公，召公在位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因此深受民众的拥护。
《国风·甘棠》全诗三章就表达了百姓感怀召公之仁德，为此而爱惜甘棠，不舍得砍伐、折弯，这首诗可以说是爱民的代表诗作。《孔子诗论》评价说，“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所向则众望所归，民心背离则众叛亲离。《大雅·灵台》记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周文王规划修建灵台，百姓闻讯之后，奋勇争先，乐于为王命效劳，灵台很快就落成了。众所周知文王、召公执政时期，政局比较稳定，君民关系“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天下万民宾服顺从。
第二，富民利民，使民以时。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国家财政、国君之用皆来源于民，国家的存在，须臾不可离民。因此，国君为了政权的稳定，必须要稳定好根基，满足百姓的日常需求。子曰：“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民贫则国贫，百姓足是君足的前提，百姓不足则君足无从谈起，失去了两者之间的平衡，那么社会自然会失序。在孔子看来“薄赋敛，则民富矣”，民富则安，民贫则乱，乱则国危。
《诗经》亦有不少劝导执政者要取民有度、施惠于民的作品，如《国风·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等诗句就运用了借喻的修辞手法，讽刺执政者贪取暴敛，为满足自己的一己之欲，而置百姓于水火不顾，百姓走投无路唯有流落他乡。再观《小雅·雨无正》有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此处怨刺的就是周幽王在位时期天灾人祸的危难情形，他宠信佞臣，加重赋税，造成了周王朝政事荒怠，百姓饥馑，社会混乱，终而被外族势力所消灭的结局。
其次要“使民以时”，让百姓不违农时的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掌握自然规律，创造更多的生产资料。如《周颂·臣工》中“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描写的就是周王在籍田间训示农官，需在麦收之后及时地规划田地的场景，引导百姓因时制宜，不浪费上天赐予的丰年。《毛传》说：“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畲。”新、畲表示的就是休耕两年、三年，由此可见，当时全国已经推广了休耕轮种的制度。
此外，《周颂·良耜》还教导农民如何将杂草变为肥料，养育庄稼的具体办法。总之，周王对于农业的重视不言而喻，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丰衣足食，民众各得其所，社会才不会出现失序与混乱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