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厅城，位于今凉城县永兴镇驻地，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无市场，无城垣，道路两侧有店铺。到嘉庆、道光年间，亦仅有一些小型的小号而已，货物大部分从丰镇厅城购进。
二厅厅城在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朝刑部尚书刘统勋为查山西以蒋洲为首的贪污案，出访归化厅时，过丰镇厅和宁远厅，两厅在厅城迎接刘统勋，鸣锣开道，街道整洁，吏治肃然。此外清朝中期在明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些小型的乡村集镇，有张皋（今兴和县张皋镇）、隆盛庄、高庙子、大庄科、四美庄、大厂汉营（崞阳庄）、天成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些买卖字号，方便了汉民和蒙民的商品交易。
交通：主要有张家口到四子王旗等地的商路，并兼军台；有大同通向丰镇厅和宁远厅的商路，*虎口通向宁远厅的商路等。
田赋：丰镇厅旧管赋役原额地粮折色银４６２４两９钱１分７厘８毫。1738年（乾隆三年）起至1747年（乾隆十二年）止，开垦地粮折色银８９８两９分３厘１毫；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起至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止，开垦地粮折色银２３两２钱８毫；归并大同左卫等十四团操均徭银３２６两９钱，庄头退换圈地折色银９７两７钱２分６厘５毫。共收银１３４５两９钱２分４毫。1748年（乾隆十三年）起原额计正项地粮银5523两1分9毫，每两加耗5分，共银276两1钱5分5毫。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起至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止，开垦地粮折色银5分，加耗银1两1钱6分；庄头退换圈地折色银5分，加耗银4两8钱8分6厘3毫，共新收银6两4分6厘3毫。其正项归并十四团练操均徭银326两9钱，不加耗。
丰镇厅有各色地为原额民地3300顷51亩2分7厘2毫。1738年（乾隆三年）起至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止，开垦民地658顷6亩7分1厘。认种庄头二鞑子赵林等退换圈地69顷80亩5分；共新开地727顷87亩2分1厘。总共实在地4031顷38亩4分8厘2毫。丰镇厅本色粮收入为米1470石4斗3升9勺。
宁远厅有地丁正项旧管赋役原额地粮折色银8350两9钱6厘1毫。1736年（乾隆元年）至1746年（乾隆十一年）止，新收赋役为开垦地粮折色银80两7钱3分4毫。1753年（乾隆十八年）开垦地粮折色银158两６钱9分9厘6毫；庄头退换圈地折色银620两7钱7分5厘4毫；共新收银两860两2钱5厘4毫。从1748年（乾隆十三年）起，原额计正项地粮银2386两6钱3分6厘5毫，每两加耗银5分，共银419两3钱3分1厘8毫；新收庄头退换圈地折色银5分，加耗银31两3分8厘8毫；其正项开垦地折色银158两6钱9分9厘6毫。
宁远厅有各色地为原额民地3932顷79亩1厘3毫6忽。1736年（乾隆元年）至1753年（乾隆十八年），开垦民地141顷19亩7厘；认种庄头二鞑子赵林等退换圈地443顷41亩1分；共新开地584顷60亩1分7厘。开除赋役后，1812年（嘉庆十七年），豁免民地510顷14亩3分2厘。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豁免民地358顷97亩9分3厘。
宁远厅本色粮收入为米5167石4斗1升7合5勺。开除赋役后，在1812年（嘉庆十七年），豁免米571石3斗6升6勺。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豁免米420石5升6合8勺。另有常平仓1座，建在北街，有仓廒75间，到光绪年间废。
另外，丰镇厅每年随收照票钱62千610文，宁远厅随收照票钱３０千９90文；为书吏饭食、纸笔等一切文具牌等费。共钱93千600文。
第七节 文化教育与宗教
一、文化和教育
（一）、文学及文化名人
《出塞纪略》：清朝钱良择著，是他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受诏遣通使俄罗斯，历蒙古诸部，越喀鲁入噶尔噶境。适噶尔噶为厄鲁特所败，道路梗塞，未达俄罗斯而旋返，往返百余日，行绝域2万里。本纪记述今乌兰察布市境内情况如下：
“十五日，丙戌。晓晴，四山清皎，忽有白雾，如匹练 绕水涯，瞬息间，自下而上，弥漫蔽天，对面不相见，食顷而散。轻阳微雨，道旁红花满地，黄花间之，烂若披锦，红者，五出双瓣，有花无叶，黄者，其形类金钱菊，薄荷蒿艾尤多，马蹄践之，香闻数步。行至五十余里，忽见高山当面，望之无路可通，近而即之，砉然中分，两崖壁立，中为坦道，以达往来，天造地设，绝无登涉之劳，窈窕盘旋，贯山而进，流泉一道，随路曲折，或左或右，蜿蜒而西，山石尤奇。石穴中空，不知浅深，如瓮如屋，凡数十处，相传文殊趺坐藏修之所，或如伏虎蹲踞崖端，或如笔架，或如剑锋森森散布。上下皆有树，为桦木，为山杨，有大盈抱者。山苍树翠，十余里掩映相属，塞外佳胜，未有过此者。山名柳毋陀阿诡，南去大同不远。盖出关以来，路皆西行，至是稍折而西北也。权憩山尽处，水边树下，草特肥茂，纵马饱食。有垂钓者，水急不能得鱼。骤雨急作，旋止。又行二十里，屯于迭不逊哥儿，译言山坳也，其地平而四面皆山。一山名和硕克，华言肺也；对面名诸勒克，华言心也；盖皆状山之形。山巅有九十九泉，伏流而下，汇为长河，直达归化城。”（按《魏书》：天赐二年，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武要定襄属县，在大同西北。《水经注》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千余里。又按《辽志》亦载盐泺九十九泉，意即是也）。十六日，丁亥。晴爽可人。行十六七里，遇有土城，基址尚存，城门四向，雉堞宛然，土岗横亘城中，若十字，瓦砾布地，空无民居，围十里许。西南，两山雄峙，顶方如印，从下仰面望之，如垒石筑成者。遍求数里，内外绝无土著一人，无由询其地名。自城以北，地多开垦，颇饶耕具。又行二十余里，道旁有河，流水澄澈，中多白石，磷磷相错，有鱼长五六寸，以至尺许，兼多青蛙，较小于中土所产者，土人嗜之，谓其味极佳，蒙古之珍肴也。又行十余里，上岭，岭名突儿城打八，译言最高岭也。直上四五里，过岭，地皆黄沙，路平而甚窄，两山夹道，乱树蒙耸，山巅多桦树，山麓多榆树，草尤肥缛，青葱翠倩，高可及膝。又行二十余里，屯舍喇迭不逊，译言平地也。平原如砥，有树数十株，有土室三四所，河水绕之，境界颇胜，其屋皆喇嘛庙也。”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其时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自然环境以草原为主，未受到破坏，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
文化名人：
莫日根活佛（1730—1780年），乌兰察布盟乌剌特人，原名罗布桑丹毕扎拉桑，是1495年所建莫日根庙的三世活佛。他曾去西藏召庙学习佛典，还去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地深造，为通晓蒙、藏、满、汉、维吾尔、朝鲜、印度、尼泊尔和阿萨尔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大学者。康熙皇帝曾请他任宫内诵经祭祀的喇嘛。他在北京住了九年，返乡从事蒙译佛典工作。莫日根活佛是合译《丹珠尔》（蒙、藏文大藏经两个组成部分之一）的著名的翻译家，在文学、史学和医学等方面均有造诣。他一生翻译和撰著的上百部作品曾广泛流传于西至德格都蒙古（即上蒙古，指青海省境内的蒙古地区），北至外蒙古（今蒙古国）和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地区，对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罗布桑楚鲁都姆（１７４０—１８１０年），察哈尔蒙古族著名的学者、诗人和翻译家，出生于正镶白旗一个普通百姓家庭，７岁从叔父学习蒙文、藏文，２３岁即以精通《丹珠尔经》而誉满乡邻，３８岁将藏经译为蒙文，４０岁时将印度文《养民露滴》译为蒙文，４７岁写成一部论文性的著作，晚年将其自译为藏文。他一生著作颇丰，作品洋溢着训谕的气氛，通俗易懂。以上２人的作品均在乌兰察布盟和察哈尔地区流传。
法式善（1752—1813年），据《赵怀王御园织染局司库伍尧君家传》载：“君姓伍尧氏，讳广顺，字熙若，号秀峰，蒙古正黄旗人，世居察哈尔。”他是乾隆年间进士，参加编纂《四库全书》者中唯一蒙古族学士。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被擢拔为国子监祭酒。他在历史方面的著作有《清秘述闻》（16卷）。《槐厅载笔》（20卷）和《陶庐杂录》（6卷）及《存素堂诗集》，又编集时人诗，成书为《湖海诗》（60余卷）。是乾隆年间享有盛名的一位诗人，诗作多为写景、咏物、酬赠、送别和应制之作。
（二）教育
丰镇、宁远二厅，随着垦殖的出现，约在雍正年间就有私塾教育，有散馆和冬学两种，散馆是指就读生徒众多，并非一家的孩子，所以一般人称之为散馆。冬学是指在秋后组收儿童，学习一冬，次年春，农忙时停止的一种教学方式。私塾的塾师由几家合聘，多数为清朝秀才。一般私塾先生，都有着“天地君亲师”的地位，所有受业儿童与门生，对之毕恭毕敬，受到推崇。
清朝雍正初年，丰镇厅治所南街始办义学一所，办学经费由官厅资给。1742年（乾隆七年）大朔理事通判颜四衡将官地1顷43亩拨入义学，作为办学经费。道光年间，丰镇厅泽落沟村民杨仲元施地100亩，在本村兴办义学；庙僧沙弥沁施地若干（年收租息为莜麦9石8斗8升，大炭2000斤）兴办小庄旺义学。其时，汉族文人梁魁、张晶、刘嘉德、赵元麟、刘见文、贺九畴等曾往浏览。
在四子部落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在清朝前中期开设有相对独立的寺庙教育，蒙古族的儿童从师于喇嘛，学习蒙、藏文字。
二、喇嘛教的兴盛
清初，藏传佛教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因此教多穿黄衣，戴黄帽，故又称为黄教。因清政府奉行“兴喇嘛教，以安众蒙古”的“柔驯”政策，所以将喇嘛教当做制服蒙古的工具，大力提倡和保护，使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四子王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喇嘛教兴盛起来。喇嘛教地位显赫，由于清政府的资助，在今乌兰察布境内出现了召庙林立，喇嘛组织骤增的局面。这是清政府为消弱蒙古势力，大力提倡的结果。因喇嘛教不准娶妇生子，造成蒙古人口锐减。康熙皇帝曾直言不讳的说：“建一庙胜十万兵”。雍正皇帝说：“蒙古人尊信佛教，唯言是从，故欲为约束蒙古，则喇嘛教亦不轻弃。”乾隆皇帝亦说：“兴黄教，即所以安定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惟借宗教方面方可麻痹其勇敢尚武的精神”。因此喇嘛教成为蒙古民族中影响最大，渗透、信仰最深的惟一宗教，同时也使其成为清政府和地方领主统治、束缚蒙古人的精神工具。清朝统治的最强盛时期，也是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最兴盛期。而从清初，崇福寺（今呼和浩特市小召）的第一任喇嘛乃济托音一世来察哈尔地区修行传教，使察哈尔蒙古族由萨满教改为信奉喇嘛教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在岱噶（岱海地区）的册封和六世班禅的察哈尔之行进京朝见乾隆皇帝，将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喇嘛教推向了兴盛期。
顺治帝册封达赖五世喇嘛：
喇嘛教在西藏占有极高的统治地位，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与管辖，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清朝就与达赖五世有书信来往。达赖五世本名阿旺罗桑嘉措，生于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卒于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享年65岁。他的一生对西藏的政治、佛教都有极大的功绩。他曾于公元1652年（顺治九年）应清朝顺治帝的邀请，从西藏拉萨前往北京朝觐，途经岱噶（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并于次年在岱海之滨接受清朝授予的金印金册。这是清朝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统治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
达赖五世喇嘛在清朝五次邀请之后，于1652年正月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从西藏拉萨出发，前往内地朝觐，清朝政府为他精心安排了随行人员达3000人之多，绝大多数为武装保卫人员，达赖五世一行经青海、宁夏向内蒙古地区进发。这些地区都是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游牧区。顺治帝在邀请达赖五世喇嘛时，并未事先确定朝见的地点。达赖五世喇嘛除沿途传教外，并没打算到北京，而是提出要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或代噶朝见顺治帝。顺治帝在大臣的劝阻下，没有亲自出塞迎接达赖五世喇嘛，而是在今岱海北岸的大庙村为达赖五世喇嘛修筑了行宫一处，并派达尔东兰巴内侍在岱噶等待达赖五世喇嘛的到来。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派达尔东兰巴前往归化、代噶的路上迎请。十一月十六日，达赖五世及其随行人员来到代噶。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载：“十六日，我们抵达皇帝在克日代噶为我新建的住处，一处带围墙的汉式行宫，房屋为汉式屋顶，强林诺们罕奉献了白日吉祥嵌花锻、帽子、披风、珍珠念珠，亲王给我送了种类齐全的缎匹，扎仓曲杰等人奉献了配有金鞍的马匹、骆驼，藏巴热绛巴奉献了黄金茶筒，十匹锻子，二百两白银等百份礼品”。可见当时察哈尔蒙古的王公贵族们对达赖五世喇嘛之礼遇之高。二十一日，钦差墨尔根葛居（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到代噶敦促达赖五世喇嘛进京。当时达赖五世喇嘛心神不安，感到进京后吉凶难测。所以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二十三、二十四日两天，前所未见的彩虹光辉笼罩着行宫，四周也可见到许多奇异的弧形长虹，凶吉难测。……在此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奏报过因天花和气候炎热，不能在汉地久留的情由，最后又通过墨尔根葛居启奏皇帝，皇帝降旨说，我轻装速往京城时，若大队随从相随，则会延缓，而且从人恐会染病，所以要我将大部分随从留在代噶，只带三百人立即进京，按照皇帝的旨意，我们即在二十七日启程”。在经过呼和乌素（今察右前旗呼和乌素乡）后，然后进入河北境内，五世达赖喇嘛到1653年一月五日（1652年阴历腊月十六日）进京朝见顺治帝。顺治帝以在东南苑射猎的为名，与五世达赖喇嘛相见。二月二十日，在清朝和硕承泽亲王等人的陪同下，五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两个月后，达赖五世喇嘛从北京返回代噶，再次住在代噶，并未立即返回西藏。而在这里一边听候北京的消息，一边弘扬佛法，传授教业，以期安定蒙古地区的人心。五月间，清朝派出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着藏、汉、满3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赶赴代噶，正式举行仪式，接受顺治帝的册封。金印全文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就是给达赖五世喇嘛的封号。封号中“所”字按藏语原意表示达赖喇嘛只有管辖蒙藏地区佛教的权力。在册封的金册文中，高度赞扬了达赖五世喇嘛，金册共15页。全文如下：
“朕闻独善兼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于一也！兹尔罗卜藏札木素达赖喇嘛，襟怀贞郎，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用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之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所期，应聘而至，仪范而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于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隆兴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庥哉！”
受封后，从代噶起程返西藏。从此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必经中央册封，成为定制。达赖五世喇嘛先后两次在代噶住了近半年之久，游览岱海风光，并在今乌兰察布地区传播了喇嘛教。这一事件不仅确立了达赖五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建立起西藏和清廷的隶属关系，也促进了清政府统一全国的过程。对增进满汉藏蒙各族之间的联系，都起到了极强大有利的影响。
六世班禅的察哈尔之行：
六世班禅本名巴丹益喜（1738—1780年），是西藏喇嘛教和地方政权的主要领袖。他对清朝中央政府非常拥护，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公元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奏请乾隆皇帝“因庚子年为大皇七十万寿，欲来敬祝”。乾隆帝表示同意他进京。并特令热河（今承德）乾隆帝宫作为班禅庙，以供班禅居住。又为六世班禅进京亲自安排线路。为此将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召进北京，“命谕妥办”六世班禅的接待事宜，并策划了三个大接待点。其中第一个接待点即安排在代哈（也写作代汉，均指今岱海地区）。
公元1779年元月，六世班禅率领三大堪布及高僧2000多人，离藏赴承德。途经金沙江、巴颜喀拉山越过黄河，于年底到达青海西宁，决定在塔尔寺过冬。乾隆皇帝派人把自己的“貂帽豹袍”赏赐给六世班禅，以示体贴。次年三月，六世班禅从塔尔寺启程，路经甘肃、阿拉善、宁夏等地。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直隶总督袁守侗上奏，安排六阿哥预定四月十三日自京起程，出*虎口到岱汉（哈）迎接六世班禅。六月进入归化城，乾隆皇帝命清门侍卫乌尔图那逊、銮仪卫大臣达福前往迎接。与此同时乾隆帝还命六阿哥质郡王镕和章嘉国师、尚书永贵代表皇帝到代哈欢迎六世班禅。并且要由永贵、六阿哥质郡王镕一路陪同六世班禅进京。六月二十五日到达代哈的鄂索图（哈尔图），六阿哥质郡王镕的代表和北京雍和宫主持章嘉喇嘛的代表札萨克总喇嘛等前往迎接。六世班禅也派膳司刚坚堪布为代表向六阿哥质郡王镕和章嘉喇嘛请安。六月二十六日由代哈的札西措培林寺（汇祥寺）僧众仪仗队迎接六世班禅驻锡。六阿哥质郡王镕率众大臣与侍从百余人与章嘉喇嘛欢迎六世班禅。这时，乾隆帝的第二批代表赶到代哈，奉旨设宴招待六世班禅一行。六世班禅并在温泉沐浴。六世班禅在凉城住了几日，路经察哈尔其他地区后，沿途传教，最终抵达承德，受到了乾隆帝的接见。接见时乾隆帝即兴赋诗一首：“祝厘远至它宗风，三接欣于避暑宫，敬一人而千万悦，垂名册亦乃予同。”岱海北岸曾建有三接庙即三济庙，庙的遗址尚存，并保留着东西三接庙等村名。这次迎接六世班禅的活动，是清朝借助于黄教，以加强对蒙古的统治，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作用。
三、清朝前中期的主要寺庙
清朝前中期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寺庙建造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清朝为表示对蒙古的体恤，专门巨额投资，建造寺庙，此类寺庙规模宏大，属喇嘛教派，并由清朝皇帝赐予蒙、藏、汉、满４种文的名匾。因蒙古各旗凡兴建50间以上庙宇者，请奏御赐寺名时，按制可由理藩院奏请赐给名号。也有的是一些官吏为向清朝表示效忠，而指令管辖内的民众捐资建立寺庙，并禀报朝廷后由皇帝赐予名匾的。二是汉族部分财主、富豪为了修行积德，或给子孙后代祈求福禄、或祈求佛主保佑平安、或祈求风调雨顺、或祈求死人灵魂升天、或祈求生子等而建造的寺庙，这类庙宇多属沙门教或道教。大多数由汉民修建，如关帝庙、城隍庙、河神庙、观音庙、佛殿、财神庙等。此外还有奶奶庙、文庙、龙王庙等等。境内规模较大的寺庙（均为喇嘛教寺庙）有以下几座：
萨齐庙，建于1632年(崇祯五年、天聪六年)。“萨齐”蒙古语意为“佛像”。位于白彦花苏木脑木更嘎查境内，是通往四子部西北边境地区重要通道。该庙有金刚殿、乃登殿、戒律学塾独贡、护法神殿、阿布日格独贡、宝德赖殿等七座独贡(独贡：蒙古语意为经殿、庙堂)，为四子部落旗最早的寺庙之一。在1974年该庙尚保存完整，后因水源不足，而苏木迁走后凋败而成废墟。
塔布忽洞庙(意为五井庙)， 建于1632年(天聪六年)，位于四子部东部乌兰哈达苏木境内，因附近有五眼井而得名。该庙建有藏式独贡两座，有喇嘛５９人。庙建于七层山余脉处，是通往东部各地的重要通道。该庙与萨齐庙同期建造，一在四子部东部，一在西部，两庙基本上处在同一条纬线上。该庙现已毁为废墟。
满都拉庙，建于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位于四子部落旗查干补力格苏木境内满都拉的地方而得名。该庙建成后上报理藩院，由康熙皇帝赐名“普化寺”(蒙古语称“苏伊拉阿日陶黑那古勒呼索木”，藏语称“若希达日朝克灵”)，为四子部郡王旗旗庙。每年六月召开的旗务大会在该庙举行。届时札萨克王爷、衙门官员、各寺庙上层喇嘛都要前来参加，不仅解决重大旗政，而且处理重大教务事宜和违犯教规的僧侣。满都拉庙曾有４座独贡、１０个拉桑(喇嘛教学部)、３个庙仓、４个拉布仁（意为寝宫），分别由王爷和官员、两位活佛、堪布却尔吉喇嘛以及呼毕勒罕高僧居住。该庙在全盛期有喇嘛僧侣５００多名。该庙逐年凋败，“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拆毁。
艾日嘎庙，建于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位于四子部落旗最北部，草场广阔，拥有牲畜数量较多。因该庙很富裕，又名贡日格庙(藏语意为富裕)。
白乃庙，始建于1726年(雍正四年)，位于四子部落旗白音朝克图苏木所在地。建有金刚殿、护法神殿、戒律学塾独贡、乃登殿、绰德巴独贡、岱青喇嘛独宫等六座独贡，两座活佛寝宫(拉布仁)，５个庙仓，两个喇嘛教学部(拉桑)。还建有主塔有５丈高的５座佛塔，按时祭祀白音朝克图敖包等３座敖包。喇嘛最多时达１００多名。该庙供奉毗卢遮那佛、弥勒佛、无量寿佛、文珠、大势至尊主佛以及众多护法神，并存有《甘珠尔》、《丹珠尔》等大量佛法经卷。此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却尔吉庙，建于1732年(雍正十年)，位于乌兰哈达苏木驻地南３０里处。有独贡１座，喇嘛僧侣１０多名。却尔吉为藏语，该庙以主管寺庙礼仪的喇嘛职称而命名，后废弃，仅留土丘数座。
都呼莫庙，建于1732年(雍正十年)，位于今卫井苏木驻地，因建在低洼盆地而得名。该庙是四子部北部戈壁深处规模较大的一座喇嘛庙。建有独贡3座，除供奉佛教主神外，东侧藏式小独贡中塑有关圣帝君与关平、周仓为左右的神像，周围悬挂着布愫、布匾，按喇嘛教仪教规祭祀，实属该旗众多寺庙之奇观。“文化大革命”中毁为废墟。
哈布其拉庙，建于1737年(乾隆二年)，今乌兰哈达苏木驻地哈布其拉正是该庙当年的庙址，藏名为“图布登多尔吉灵”。此庙由四子部落旗第六代札萨克郡王阿拉布坦多尔吉亲属在七层山峡谷中出资修建，故称哈布其拉庙或诺颜庙。建有金刚殿、药王殿、护法神殿、阎王殿、无量寿佛殿、洞科尔活佛宫等及四大庙仓。在附近的石崖上雕刻有绿渡母、菩萨等众多神像。
大喇嘛庙，又名赛音忽达嘎庙。建于1740年(乾隆五年)，位于今四子王旗供济堂乡六股村境内。该庙的规模不大，建有独贡一座，喇嘛僧徒１０余名，后由于庙周围牧场作为赔教地放垦，该庙废于１９５７年。
补力太庙，建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位于今四子王旗查干敖包苏木驻地。“补力太”，蒙语意为有碌碡石的地方。庙建有独贡两座，喇嘛僧徒３６名，现仅剩一座残破的独贡，其余皆废。
锡拉木伦庙，始建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为四子部落旗境内最大的喇嘛教寺庙，位于今红格尔苏木驻地。该庙依山傍水而建，５座大独贡参差座落山间，４座拉布仁(活佛及各主持喇嘛的寝宫)、３６０座喇嘛小院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山间河畔，建筑布局合理精巧。建筑群东西约４里，南北约２里，形成了气势宏大的塞北著名的佛教圣地，也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召庙之一，号称“恩格日明嘎”(意为山阳坡有千名喇嘛的庙宇)。整体是清一色的藏式建筑。五座独贡白墙紫顶，雄伟壮观，各种铜质法器、圣物布满殿堂屋顶，数丈高的旗杆上彩色佛幡随风飘扬，风铃清脆不绝于耳。各座独贡内，供奉着喇嘛教众多主神的塑像，其中主佛是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法身佛)。朝格庆独贡内的释迦牟尼铜佛高26丈，莲花宝座和佛身约三层楼高，仅在佛手上可容纳５个人盘膝而坐。铜佛造型端庄，工艺精湛。其他四座独贡里供有大威德金刚(藏名多结吉杰)、无量寿佛(藏名阿比德)、密集金刚(藏名桑堆)、护法神(藏名雅满达)等，造型庄严，尤为珍贵的是各个独贡、拉布仁内的重彩壁画、民族图案，唐卡，多出自蒙古族僧侣、画师之手，为民族文化之精萃。葛根拉布仁(活佛寝宫)座落在群山主峰峡谷中。该庙除５大独贡外，有４大拉布仁、４大庙仓及葛根避暑经堂。该庙彻底毁于“文革时期”，现仅存两座独贡。
锡日哈达庙，建于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最初于今红格尔苏木境内的查干朝鲁的地方建一木质独贡，1765年(乾隆三十年)于河北岸黄色石崖下建庙，故称锡日哈达庙。1768年(乾隆三十六年)请松布堪布活佛为该庙主持，并为本庙起藏名“迪庆热布杰灵”。1822年(道光二年)请回察哈尔活佛的红领黄袈裟。1828年(道光八年)，请陶仁巴莫日根赞尼德帕喇嘛为该庙主持，陶仁巴莫日根赞尼德帕喇嘛前往青海受四世班禅赐封的堪布喇嘛位，于次年正式就任。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新建一座独贡，祭祀麦达日(弥勒佛)、明根莫特日图阿日雅波勒(千手观音)、释迦牟尼法身佛、绿渡母等神佛。该庙附近多被垦放，因而毁败较早。
力图庙，建于1810年(嘉庆十五年)，位于原四子部落旗巴润额木纳道朗(“巴润额木纳”指四子部当地方位“西南”)，按地理方位实为南境内。1950年调整区划时，此地划归武东县管辖，1956年划归察哈尔右翼中旗管辖至今。力图庙是蒙语“日地得庙”的转音，意为神力众多的庙。汉名“永佑寺”。该庙建有独贡３座，４个庙仓。喇嘛僧徒有１５０多名，大部分为四子部人。常年佛事香火不断。“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没收该庙的银器达60．6公斤(为不法分子偷盗抢劫的不在其数)。寺庙被毁，成为废墟。
希连庙，建于1822年(道光二年)，位于今四子王旗卫井苏木额尔登朝克图嘎查境内。建有独贡３座，喇嘛僧徒３２名。
葛根庙，即红召，建于康熙年间，位于今卓资县红召乡驻地。葛根庙，汉意为活佛之庙。该庙在清朝前旗属四子部落旗牧地内之庙，１９４９年后划归卓资县管辖，庙的规模较小。
上述属四子部落旗辖区内的召庙中，得到清廷理藩院备案或御赐牌匾的有：葛根庙、力图庙、满都拉庙、萨其庙、锡拉木伦庙、补力太庙等。
分布于察哈尔右翼境内的寺庙有80多座，清朝前中期有喇嘛万余名，主要寺庙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