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商周遗址
梅里商周遗址
梅里遗址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梅村街道泰伯庙东部伯渎河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6万平方米。目前已经探明的遗址范围向北可至泰伯大道附近，西到至德路，南至梅里中路，东至新友路一带。此次考古共清理发掘灰坑、灰沟、水井、建筑基址等遗迹近200处，获得了早至商代晚期晚至西周春秋的大量陶片。修复文物标本100余件，主要分为商代晚期、西周中晚期和历史时期，其中商代晚期代表器物有印纹陶鸭形壶、刻槽盆、三足盘等，西周晚期代表器型有夹砂红陶绳纹鬲、印纹硬陶瓿以及数量众多的原始瓷豆、碗等，历史时期从汉代至明清时期均有，基本以日常使用的陶瓷器为主。
目前，有关‘泰伯奔吴’的传说，更多的依据来自文献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在考古方面还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无锡梅里遗址考古，在不同遗迹中提取的三个碳样标本测年数据，分别对应商代、春秋和战国时期，因此遗址可追溯至商周时代，这与商末周初“泰伯奔吴”的时间点比较契合。且周边建有泰伯庙、伯渎河（据传是泰伯开凿的人工运河）等关键遗迹，这为“泰伯奔吴”等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考古研究线索，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专家还表示，伯渎河两岸分布有鸿山遗址、彭祖墩遗址、顾更上尤家弄土墩墓群、梅里遗址以及泰伯庙和泰伯墓等文物遗存，伯渎河与这些历史遗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建议采用有效的发掘方法解决伯渎河与梅里遗址的关系，进一步探讨追寻吴文化之根，挖掘吴文化的内涵精髓。
专家建议对梅里遗址的核心区域采取永久性保护措施，制定保护、利用规划，建设展示设施，促进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真正让文物活起来。目前，无锡已计划建设梅里遗址展示馆，实施原址保护展示，并委托国内权威文物保护设计专业机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展示馆概念性设计，整个遗址展示馆项目在2021年完成并对外开放运营。待展示馆建成后，还将开展室内考古，对遗址开展更深入、系统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合作研究，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三千多年以来梅村的历史文化面貌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吴王山
吴王山
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泰伯奔吴途径之地。据明代《泽州府志》载“吴神山县西南六里，即晋普之支，庙祀泰伯仲雍。”传说于此广植杏树，淳化民风。
（五）文献记载
《诗经》
在《皇矣》一诗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汉代郑玄注解该诗道：“作， 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起。”该诗中谈到了太伯和王季两人关系十分和谐。
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卷16对诗中提到的这种和谐关系加以解释，认为：“于是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大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则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最早的资料谈到古公的两个儿子，其中太伯对周族开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劳的，王季对长兄极其友善，用朱熹的话说王季接受了王位，当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样子。
《左传》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泰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
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按这一句的解释，我们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他们没有听从父命, 所以把国家让给了季历而自己跑到吴地去了。宫子奇说这话的时候，距商末周初已过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奔吴是杜预的说法，宫子奇口里没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这里的回答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致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左传》并没有谈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个国家，但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杜预认为仲雍是将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的意思是兄弟两人治理的是吴国。
《竹书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而仲雍和太伯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至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遂让出位子，离开岐周来到“越”，应该指南方。
《逸周书·世俘解》
《逸周书·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经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论语》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孔子说：“泰伯，那可以说是道德最崇高的人了。他多次把社稷辞让给季历，人民简直都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颂他。”
《论语·微子篇》
《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有人认为仲雍兄弟是两人一起逃到南方的，为何只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们推测这里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实这种推测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孔子认为泰伯是多次让王位，所以他的行为已达到“至德”的高度。也许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随泰伯隐居，他与王位关系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弃了继承王位的一点可能性，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也是了不起的。
《穆天子传》
“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这段话中说太王古公亶父统治着西土的周王国，而封他的大儿子太伯到东吴去，给了他财宝和管理的权力。《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不少学者认为不可靠，一些人认为此书是汉代以后人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如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
《史记·吴太伯世家》
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记载明显较以前的文献更长，关于商末期周族的王位变更记载十分详细：“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
《列女传》
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
这段话对《史记》作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姜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制，所以太伯和仲雍虽为长但不是嫡妻生的，没有资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测的成份较浓重。刘向认为三人都是太姜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让位更可值得后人的敬重。但同样我们不知刘向的依据是什么。
《汉书·地理志下》
东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简单的描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
《论衡》
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
“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
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
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
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
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
《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潜夫论》
此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六）吴氏族谱古序
家谱是姓氏探源寻根、联结宗亲的凭籍。家谱古序，则提纲契领各房（支）根系相连的脉络和特点。现撷取几例，以管窥全豹。
吴氏族谱古序（一）
人之生也，由皇王以来，而姓氏于是乎。而得居方以来，而其业于是乎。创业得姓氏，则吾人所本。创基业，则吾人知所止本焉？而不知宗，是谓无亲止焉？而不知居，是谓无家。吴氏泰伯之后，唐太史兢公之流派也。则其所从来之本远矣，地有丰之金斗，吴氏之所肇基也。生于斯，长于斯，萃国族于斯，死者感于山葬焉。后有天井湖之待伏，前有丰水之汪洋，茂茂葱葱，毓秀特异，牧牛羊之岗，浴群骥之池，皆其胜据也。斯则地之所止，徙来久矣，本之是家止之。是居非旦无亲，不亲之罪而蒙，不知之非者可沦矣，于是乎序。
皇宋隆兴二年甲申（1164年），赐进士及弟待御史梅溪王十朋撰
吴氏族谱古序（二）
慨至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稍寝废，予每为之浩叹！今观吴氏族谱，根源于泰伯，仲雍，溯派于兢公，宣公，千支万叶，缕缕不阙。自隆兴，衣冠灿然，盖升于学者，二十有三，举于乡者五十有七，荐于朝者三，奏于礼部精究者九。而特科恩封，世尝拜爵者又三十有四，犄歟盛哉！自昔以智力，持世功起家者，有道份所忌，传之数世而泯。惟诗书之译，绵绵延延愈久而不坠，赫赫而彰，孰君循循而至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吴氏代有人焉，将有优者，出于其时可矣。
咸淳九年（1274年）宋承相，信国公，文天祥撰
吴氏族谱古序（三）
周之初，泰伯，仲雍封吴，子孙以国为姓。则至三代以来，为名氏远矣。秦、汉之时，裂而复合，合而复涣，星罗其布，不可纪矣。至唐太宗时，奏天下谱牒，退新门，进旧望，左膏梁右寒微者，一百九十姓，一千六佰五十一家。而吴姓氏与首耳焉。今唐太史兢公传至宣公附马时，遂江南右族，而吴之姓氏灿如也。当时海内钟鸣，鼎食之家，而皆莫与之京，嗟呼！世之名氏有二，人品与家世而矣。人品不足，而家世独足，不足以振之家世之兴。人品无添，于所生吴氏，子孙并有之矣。
宋西山道人，著名理学家，诗人，副宰相真德秀撰
吴氏族谱古序（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