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郭宝平/著，凤凰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作者郭宝平在自序中说：“我从事历史小说创作，决心开创一种历史小说写作新模式：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在文学领域为历史书写赢得阵地，在史学领域为历史普及赢得读者。”初读这两句话似乎不可思议，然而慢慢把书读下去，却逐渐理解了作者的野心。历史小说当然有虚构的成分，然而历史细节想要虚构出来并不容易，高阳的历史小说就最大限度地忠于史实，不肯为了支撑作者的主观观点而拿捏史料。
说回本书主人公范仲淹，他被宋人称为“国朝第一人物”，令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钦佩不已。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一身而备数器。本书生动地再现了范仲淹的传奇一生，作者希冀读者翻开这部小说，就能穿过历史隧道，得以重回那个成就范仲淹的时代，一览彼时中国人的风采。在与真实的范仲淹相伴而行的过程中，感受他的七情六欲，同慨他的百感交集，追慕他的自强不息，汲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力量。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罗新/著，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这是一部让人想要一口气读完的历史著作。主人公王钟儿八十六年的人生写在她的墓志铭里，439年生于南朝低等氏族家庭，24岁嫁入门当户对的夫家，30岁时因战乱为北魏所掳，成为一个宫女。她人生剩下的56年，都在北魏宫廷度过，确实是漫长的余生。
因为命运的偶然，王钟儿这样的边缘人物来到权力中心的近旁，在她周遭上演的，是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和无情*戮，除了颠覆人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在疯狂的权力游戏中尔虞我诈似乎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们永不停歇的人生律动。从王钟儿的视角看去，更显出别样的沉重与荒凉。
材料所限，书中真正关于王钟儿的内容并不多，她的人生在书中更多扮演的是串起那些关键人物和历史节点的线索。跟历史上无数湮没无闻的普通人相比，王钟儿已经是留下了生命印迹的幸运者。她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历史学家用大量的史料旁证在她的人生轮廓中填补进血肉，通过那些与她发生过交集的人们的故事，以及那个时代的制度、规范和理想，再加上些许想象，她几乎变得具体起来。例如关于她入宫前的生活，作者写到在战乱发生前的462年，王钟儿嫁到杨家，在汝水盘旋的悬瓠城里过了两年平静的婚后生活，特意提到她秋天肯定吃到了本地特产的那种板栗；写到她的暮年，作者想象她的生命因为熟悉的人一个个离开而不断萎缩。与满纸的权谋与血腥相映照，这样的关怀尤为动人。
《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布兰顿》
陈亚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1898年，詹姆斯在其加州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实用主义”概念。实用主义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在二十世纪初曾辉煌一时，后来被更加年轻的欧洲哲学挤出了历史舞台。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它又重新活跃起来，有重振雄风之势。陈亚军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布兰顿》是他二十年前出版的《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的增补再版。书中对实用主义做了一种谱系式的调查，介绍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皮尔士、詹姆斯、杜威，新实用主义的奎因、罗蒂、普特南；新版还增补了实用主义的新代表人物布兰顿。陈亚军认为，实用主义两个最主要观点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发生学意义上的真理论。就前者而言，它致力于将传统哲学探讨的“哲学问题”还原为“人的问题”；就后者而言，它将“真理”和“真理的接受”区分开来，并不否定“真理”，却更加注重对“真理的接受”的探讨。因此，实用主义者既不是虚无主义者，但又是真理多元论者。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杨念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9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本书的宗旨，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说到：“拟围绕‘大一统’在‘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表现展开讨论，一方面探究‘大一统’观的产生与演变过程及其在清代展现出的独特历史形态；另一方面探讨‘大一统’观在清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实践过程中到底如何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37页）
清人入主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宋代以来形成的强烈的“夷夏之辨”观念，对于异族统治的抗拒极为强烈。而明朝“因南北分立态势近似于宋朝，在‘正统观’的建构上基本继承了宋学对待异族的态度，总是期望以‘道德优越感’强化族群之别，以此作为建立正统性的可靠依据”。（126页）这种观念的执拗，甚至在归于“统”的王朝，也要拉出一条鄙视链：把“统”细分为“正统”“霸统”“僭统”“余统”“变统”五种，分别指认汉唐明（正统），秦（霸统），晋、隋、宋（僭统），后汉、东晋、南宋（余统），元（变统）。其他分裂各朝均不入此“五统”之列。（130页）
不知道夹在宋明之间的元朝统治者的心态如何，直觉是他们并不怎么在乎这点。按照元史学者张帆教授在一次访谈中的说法：“元朝带来了草原社会的政治观念：君臣关系就是主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仅限于君臣之间，也适用于君民之间。在法理上，谁都没有人身自由，都是从属于大汗的。”既然确认了主奴关系，问题反而被简单粗暴地化解了。
清廷自认继承了明朝的正统，就必须给出证明。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王权要想获得天命的支持，也就是正统地位，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拥有足够广阔的疆域；服膺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说主导下的历史循环论法则；实施任何重大政治行动必须遵循德性的指导。（82页）清帝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回归汉代“正统论”首义，重提“大一统”对空间疆域占有的重要性；二是打破“夷夏”界限，重回《春秋》“尊王”本义。
第一个策略相对好办，因为清朝统治疆域之广阔远超前代。这一成就自有心领神会的臣子士人不厌其烦地解读，并不会有心理负担。赵翼甚至勾画出一条地气迁徙的路线：
赵翼发现，陕西中部自古为帝王统治中枢，周、秦、西汉、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继建都于此，隋文帝迁都龙首山下，仍属秦地，从此混一天下，终成“大一统”之业。至唐代定都长安，统治规模达于鼎盛，然不幸盛极而衰，契丹建辽，地气开始自西趋东迁移，因契丹只据有幽蓟之地，王气尚未蕴积成形，无力一统中原，地气随后流向东北，中间经洛阳、汴梁作为过渡，借用某些堪舆家的神秘说法，这是一条绵延曲折的“过峡”之路。经过一二百年，东北王气始累聚成势，方有金朝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短暂辉煌，至元明两朝最终天下合一，到大清“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在赵翼看来，“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145页）
至于“夷夏之辨”，则是通过“帝王经学”的推行，凸显“尊王”的要义，即君臣之伦，证成统治的正当性。
在第三章，作者讨论了清朝的“二元治理模式”，将其纳入“大一统”的思想中，提出了一个整合性解释：“清朝建立起了有别于前朝的‘正统’多元特性。所谓‘正统’多元特性是指，一方面清朝继续沿袭内地儒学传承的历史谱系，主张尊崇宋明儒学的思想遗产；与此同时，清廷通过在蒙藏地区汲取藏传佛教信仰，确立起了与儒家正统思想相互兼容的新型‘正统观’。”（248页）当然，作者也指出，这种内地与边疆兼容的正统观，仍然是主次分明的，“藩部的政教关系大体仍受制于内地‘正统性’的引领和范导，形成了‘体’（内地）与‘用’（藩部）的二元运行逻辑，其体用互补关系所昭示出的仍是一种‘中心’与‘边缘’的互动状态”。（302页）
在第四、第五章，作者分别讨论了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以及基层的教化，作为宣扬“大一统”的基层治理实践。不过，感觉在这两个领域，清朝相对宋明的改革或变动并不那么剧烈，似乎仍然在儒家主流思想演化的延长线上。
作者在论述“大一统”观的形成时，主要讨论的是康雍乾三位帝王的政策和言说，大概是这一思想工程由他们完工的。不过，后继者并没有悠闲多久。近代以来，“大一统”观遭遇了最大的危机。中国领土广袤却屡屡遭受地域狭小的西方诸国侵犯欺侮，最后居然被蕞尔岛国日本击败。因此，晚清学人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看待“大一统”观与集权专制主义的关系。在西方思想规训下，“大一统”必然导致专制独裁的论证逻辑逐渐占了上风。（473页）“地方自治”“封建”“联邦制”等讨论之所以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境下对“大一统”观的反思。“晚清思想界无论哪一派，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论述，在20世纪初都已达成基本共识，那就是坚信君主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帝王专制的历史实效性已经过期。尽管步入近世以来，‘大一统’观仍对维护中国疆域领土完整具有镜鉴意义，却再也不能成为替皇权专制体系辩护的理由。”（521页）
除了疆域与专制关系的危机，另一个要害——夷夏之辨——在清末民初再次成为革命党人的利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作者在这一问题并未过多展开，只是指出：“清末盛行的‘反满革命论’尽管在短时期内起到了强大的舆论动员效果，却潜藏着一个致命危险，那就是有可能瓦解少数族群对清朝多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认同，以致民国肇建时期作为新生国体基础的疆域版图陷于分崩离析之时，革命党人所标榜的‘反满’革命话语也随即遭到了质疑和否弃。”（556页）
在“余论”部分，作者通过一些政治学术语与中国传统观念的辨析，指出“统治”与“治理”的差别，“统治”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正当性，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政治生活中的“支配-服从”概念。清帝为塑性“大一统”观念所作的努力，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迷信”形态，或概括为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愚民之术。（642-643页）毕竟，他们三位在古代帝王中，都属于智商绝对在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