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社会进入平稳期之后，由士人和豪族合流形成的世家大族很快就成为了虽然较为分散但也大而不倒的政治力量。而且与另外两股势力（宦官和外戚）往往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谁上台，都得靠这些世家大族。所以，西汉豪族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实际上是西周分封制或者说封建制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残余。
秦统一以后，废分封设郡县，实行大一统的中央权力制度。这种制度其实是六国之中的秦国或者说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制度的一个延续和强化。所以秦虽然二世而亡，但它的创制历史可以上溯到百余年前，秦国的统一也证明了其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西汉建立后，承秦制，设郡县，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权力制度。但是由于西汉建国的复杂过程，刘邦对六国的残余贵族和功勋贵族进行了妥协和平复，在郡县制的基础上承认了王国的合法性。分封制在一定程度上复位了，这其实也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反复性。
这些在西汉统治范围内拥有一定独立性的王国和后面的豪族、士族和门阀有一定的相似性，实际上在我的观点里，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后来由于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加上武帝时期的推恩令、酬金失侯等削藩政策，拥有实际领地，实际权力的王侯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这种分封制存在的思想基础或者说封侯食邑的观念也会随着政治事件的发生而彻底消失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属于政治史的范畴了，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想法。
再回到问题，豪族是怎样产生的。首先，什么是豪族？简单来说，豪族是对立于中央权力的集团。王室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大豪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王室并不代表皇帝，即使是亲人，也是不可分享不能触及的。豪族的经济基础是私田制，实际上西汉是不设田制的，土地私有可以随意买卖。有的大豪族的兼并的土地甚至是以县为单位的，这些私人土地上，只有相当小的一点东西是作为税上交给国家，其他都是私有财产。而这些土地的耕耘者就是大量的所谓逃户和私奴，私奴制为这些大地主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所谓私奴制，是我随便取的，方便叙述。
西汉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奴，这些奴与奴隶制中的奴隶有很大区别，他们除了人身依附于主人之外，日常生活并不会遭受非人道的虐待，当然也不排除例外。据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所提，西汉的奴是由债务、税务、罪行等途径由自由人变为奴的。武帝时期，董仲舒就上书请限田限奴，可以看见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另外，从政治上来看，如背景里提到的，西汉建立的过程使得王朝内部存在大量勋贵王侯，尽管武帝时期的大刀阔斧使得这些势力被严重削弱，但是仍然会有新的势力产生，比如外戚集团霍氏。这些变化都是豪族发展的原因，也就是说其实豪族的起源是和制度息息相关的。
在西汉的后期，政府对地方的掌控越来越弱，拥有着巨量土地和人口的豪族与政治力量相结合，在地方呼风唤雨。王莽本人也是大外戚出身，他的上位本身就是豪强地主的支持，但是他的改制包括王田和限制奴隶数量、改贱为良，从根本上动摇了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很快被豪族抛弃。刘秀上位和王莽上位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都是建立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光武登基后度田的失败也可以看出地方豪强的强硬态度。
西汉豪强地主的出现实际上是和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挂钩的，制度是需要强有力的行政能力来维持的，政府威信的下降和掌控力弱化是制度僵化腐烂的重要原因。就如汉武帝时期，武帝可以用强硬的手段去敛财而不用担心豪强地主的反扑，而到元成哀平四帝时期，政府哪怕只是限制一下土地兼并都执行不了。
有人可能会质疑东汉开国为什么也压制不了豪强势力只能妥协，那是因为东汉立国的基础是豪强地主，而西汉则是自耕农。换句话说，东汉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西汉的遗留问题，只能乘着立国之初的军事实力和豪强达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