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昌义 193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在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西亚非洲司、新闻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82年任新闻司副司长；1983年至1989年先后任中国驻吉布提和驻叙利亚大使，1989年至1993年任西亚北非司司长，1993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5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01
我在担任驻以色列大使期间，曾多次参观以色列大屠*纪念馆。馆前广场的圆柱上雕刻着“记住”一词，其意不仅是要纪念“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残*的600万犹太人，也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犹太人的义士，比如德国富商辛德勒和中国外交官何凤山。
何凤山
然而，何凤山的事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才为人所知。我第一次参观以色列大屠*纪念馆时，进馆前先穿过一条“正义大道”，这条林荫道的两旁种着几百棵大大小小的常青树，每棵树下都立着一个小木牌，牌子写着一些非犹太社团和个人的名字及国籍，他们在“二战”中曾经营救或保护过受难的犹太人，辛德勒的名字就在其中。然而，当时我却没有看到中国人的名字。据我所知，“二战”期间曾有几万犹太人拿到签证，从欧洲逃到上海避难。如果没有中国“辛德勒”的帮助，他们怎么能成行呢？
于是，我就向以色列朋友问起了此事。他们告诉我，取得义士资格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个人行为；二是冒着生命危险。我就想：“难道就没有符合条件的中国人吗？”直到1998年，我在以色列大屠*纪念馆举办的一次活动中遇到定居美国旧金山的何曼礼女士，这个问题才有了初步答案。
02
何女士告诉我，她的父亲何凤山在1938年至1940年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向大批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赴上海的签证。当时，上海尽管不需要签证即可入境，但犹太人必须持有前往目的地的签证才能获准离开奥地利。1938年8月，纳粹当局在奥地利成立了“犹太人外移办公室”。很快，第一批犹太人被押往达豪和布森沃尔德集中营。纳粹当局下了命令，说犹太人只要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获释。许多犹太人想去美国避难，但美国接收奥地利移民的名额已满，而英国和其他国家也不给他们签证。
何凤山亲笔签发的中国签证
这时，何凤山勇敢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向所有提出申请的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两年内，他共发放了数千份“生命签证”，帮助犹太人逃离了虎口。许多犹太人幸存者回忆这段往事时，都深深怀念和感谢这位“中国恩人”，并说上海是他们“最后的求生之地”、“拯救他们生命的方舟”。何凤山自己谈起这些事时，则很平淡地说：“对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自然的，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帮助他们也是应该的。”
其实，何凤山很清楚自己的行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德奥合并以后，他就把妻子和女儿送往美国避难。他的行动受到了上司和纳粹当局的刁难。当时，中华民国驻柏林大使陈介曾要求他停止发放签证。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还给他记过处分。纳粹当局则以领馆房产属犹太人所有为由，强行将楼房没收。这些都没有吓退何凤山。在向国内申请迁移经费遭到拒绝后，他就自费租下一间较小的公寓继续工作，直到1940年5月被调职。
何女士告诉我，何凤山已于1997年病逝。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她已向以色列大屠*纪念馆讲述了父亲的事，要求追认何凤山为“义士”。以色列方面已同意对此事进行调查。
何凤山儿子何曼德先生和女儿何曼礼女士
2000年7月，以色列大屠*纪念馆正式授予何凤山“义士”称号，并在纪念馆义士园的纪念碑上刻上了他的名字。2000年1月，何曼礼在大屠*纪念馆代表父亲接受了这个荣誉。
“二战”胜利后，上海的一部分犹太难民回到了以色列。他们为了纪念在上海的生活，特地在特拉维夫市郊建了一座房子，名字就叫“上海居民区”。我曾应邀前去参观过这座建筑物，它实际上就是见证犹太人同中国人友好交往的历史博物馆。
03
在获得“生命签证”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位医生，他来到中国后投身抗战，成为中国第二个“白求恩”。
这位医生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中文名叫罗生特。他特别厌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1938年5月，德国吞并奥地利8天后，盖世太保即将他送往达豪和布森沃尔德集中营。一年后，他得以获释并被告知：必须在14天内离开奥地利。当时，他的父亲已亡故，一家人四散逃离。几经周折，他从中国领事馆取得了赴上海的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