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雍正十三年，包括：直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13个行省基本实行“摊丁入亩”。
康熙五十年的时候，确定全国人丁数—2460万、全国丁银数—335万余两为基数，摊到各地的田赋中。将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的“摊丁入亩”，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农村的无田贫民和城市平民。他们由此不用再“缴税”了，流民现象大为扭转，人口数量猛增。这是该政策带来的第一利好，有利于国家安定。
还有一个阶层，也无意中成了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他们是：城市的中产阶层。由于，没有田产，之前的徭役也就成为历史。而农村的缙绅大户，却在这场改革中，成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在此之前，缙绅及有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等，享受国家福利，又不用服徭役或缴纳丁税。
政策颁布后，他们要开始承担徭役，并且，是以货币的方式。也就是说，“摊丁入亩”这项政策，打破了之前赋税负担的阶级界限。减化了纳税制度，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由于，该政策，只和土地挂钩，和人口无关，也提高了征税效率，于是，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溢额”现象。
这项政策带来的另一个变革，就是政府要到市场购买劳动力。摊派徭役被取消，“雇役制”被推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无地农民的再就业机会。然而，利益上的“冲突”势必带来反抗。这些地主们，不会心甘情愿多掏银子，于是，采用群体“示威活动”给政府施压，让政府暂缓执行，还真奏效。
当然，也有粗暴“镇压”者，湖北钟祥县农民由于不满赋税增多，在当地的武当宫集会，遭到知县王世经的暴力驱散，导致落水溺亡百余人，一时轰动全国。地主们认清形势后，积极采取对策，将自己的“负担”，转嫁给租佃户们。到头来，那些无地、不得不租用田地为生的农民成了这项政策的实际负担者。
除此，雍正又进行了另一项改革——“耗羡归公”。
当时的财政体系，依靠“起运存留”，康熙中叶之前，地方的“存留”比例极低。到道光年间，这个比例依然低于25%。地方如果要动用财政经费，就要申请。“奏销”这种预决算核销制度，决定了中央财政“垄断权”，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所需资金，并没有被纳入中央财政的预算，必须自筹。
这就带来了极大的弊端，“横征私派”公开化，从地方到中央，大家集体依靠“灰色收入”创收。皇帝也只能“听之任之”。年羹尧就提出以制度化的形式，“火耗归公”，但是，康熙不愿意打破既有的“和谐”。大家都默认“征收耗羡”，只是谁也不点破。
雍正最初也是反对此种做法，但是，鉴于现实的“顽固”，他只得退一步，考虑以缓和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耗羡归公”于是出台，将征收“明面化”，以省为单位统一管理，一则、可以贴补官员作为养廉银，二来、作为办公经费。到了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全面推行。
效果立显，各地火耗的征收比率明显下降。原来，直接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还要从“公家”那转一圈才能拿到，所以，大家的干劲明显不足。官员们的养廉银，往往是年薪的十数倍、甚至是数十倍，有些特殊岗位能高达130多倍，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官员们的敛财*。
各地办公经费也充实了，手中有了资本，也就可以做出一些政绩。这项政策的重点，在于“养廉银”的设立，和官员们的利益要害吻合，所以，执行阻力远低于“摊丁入亩”。原本不上台面的进账，成了一项合法收入。可是，随着地方官员收益剧增，京官也想分一羹。
到了乾隆时期，不仅京官，军队也开始养廉银，由财政补贴。由此，却带来了更大的弊端，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各地的苛捐杂税，甚至，会直接以“耗羡名义”征收，老百姓的负担更重。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曾总结“积累莫返之害”：历史上的每一次税费改革，短期内可见成效，时隔不久就会反弹，原本被合一的“庞杂税费”，会再度重现，由此，推高实际税费。后人称之为“黄宗羲定律”。有史学家例举历史上著名的税改，来阐述这个定律。如：王安石免役钱法、倪元璐税法等，他们采取的方式，都是简化和合一税费，但是，结果却出现更复杂、更高额的税费。
“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这两项改革措施，也都是用“简化”和“合一”来解决税费问题，最后的结果，依旧没有逃脱这个定律。由此，也可得出结论，改革不是简单的“简化”和“合并”，如果，不能从制度的根本动手术，只会让此顽疾更加“倔强生长”，最终，可能“无法根治”。康熙和雍正，不是没有看到税赋制度的“腐朽”，但是，为了官场的整体利益，注定他们只能选择这个“权宜之策”了。
参考资料：
【《雍正朝实录》、《雍正朝实录》、《乾隆朝实录》、《黄宗羲定律》、《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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