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断若连的墨线，像是暮秋将枯的寒树，又如同初春滋生的柔枝，虬曲而无劲，柔弱却有骨，如此沉重，却又如此空灵，仿佛能够挣扎与安宁同时被涂抹在一张纸上，才能造就这般既相互对抗，又彼此成就的墨迹。如果不是存心谄媚或是贬低，而是以最诚挚的眼睛去观看这四个字“悲欣交集”的话，不得不承认，美与丑这两个字，在这四个字的面前，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用途。
弘一法师手书绝笔。
写出这四个字的，是怎样的一只手呢？
如果照片和文字值得作为参考，只能说，那是一只衰朽、枯瘠的手，有着六十二岁的老年人所应有的一切苍老的特征，而常年的辛劳与病痛，更加剧了衰老的侵蚀——然而，这一切未必非这只手的主人所愿，在过去的二十四年里，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刻意加速身体的衰朽，他奔波于风尘远途，栖止于禅房陋舍，蔽衣旧履，粗茶淡饭，几乎断绝了人世间所有肉身的滋养，唯以安之若素的清苦没日没夜地鞭策着自己，行走于人世之间，直到他衷心向往的解脱之门，终于在他的眼前开启。
弘一法师的手，1942年摄于泉州。
不过，此时他睁开眼睛，眼前所见，不会是那道解脱之门，而是这间逼仄灰暗的禅房。环顾四周，寻常的铺盖被褥，已经蔽旧不堪。他的目光或许会掠过禅房墙壁上他平日里用来悬挂斗笠和帽子的那根树枝。他或许也曾听说了关于一则有关他与树枝的传说，一位曾经对他执弟子之礼的弟子吕伯攸，在16年前记述他们交往的一篇文章中曾写道：“有一根细长的松树枝，先生也像宝贝似的珍重藏着，轻易不肯示人；据他说，这（松枝）便是他当年呱呱坠地的时候，由一只喜鹊衔着飞进来，落在产妇床前的”。虽然这位弟子随后写道：“这喜鹊衔枝的故事，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很有些因果的，可是，先生也不过当做一件纪念品罢了”，但这依然是一位虔敬的弟子藉此渲染师长谦卑平易的德行。
他自己对这个传说从未置可否，但他或许也意想不到，再过不久，禅房中那根树枝，就会被热忱的信众附会成那根象征自己出生异兆的松枝——但那，不过是一根泉州随处可见的普通龙眼树枝而已。
他的出生并不异于常人，他的成长也并无神异色彩。父亲去世时，他年仅五岁，他似乎并未感受到年幼丧父之痛，反而对葬礼上和尚放焰口的仪式产生兴趣，自己披上床罩玩起了念经放焰口的游戏——后来，这也被解释成他将来遁入空门的契机之一。但这更像是孩童玩心大炽的游戏，而不是某种冥冥之中不可思议的因缘。
如果一定要找寻他最与众不同之处，或许就是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少年时代，他因看不惯乃兄拜贵踩贱的作派，因此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之，性更喜畜猫，而不平之心，时亦更趋偏激，往往敬猫如敬人，见人或反不致敬”。在日本留学时，他偏僻的性格甚至到了难以理喻的地步。他的同窗好友欧阳予倩乘坐电车远道探访他，而他却推开楼窗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他的好友只得回头离开。
尽管出家后，在旁人看来，他的性情已是相当温和静穆，犹如被溪水磨去棱角的鹅卵石，但他的癖性，时或会像石上火光偶露峥嵘。他在青岛传法时，以绝食的方式拒绝湛山寺为他特别预备的饭菜，直到送饭的人给他盛了一碗大众菜，他才依据“不别众食”的戒律，问道“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还是不吃”。他愿意对山路上遇到的衣衫褴褛的樵夫致以敬礼，而当青岛市长设宴邀请他时，他却只回了“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一首诗加以拒绝——这首拒绝诗是在众人临入席时才姗姗送来的。
种种特立独行的作派行止，在虔信徒众的笔下，在俗世众生的眼中，只消略加点染，便可成为圣者超凡脱俗的明证。一如古代志异小说中，神仙总是乔装成放诞怪癖的乞丐，菩萨也会化身为风流放荡的娼妓，种种与众不同的行为举止，不过是红尘中的障眼法，是幻化的皮相，是他人眼中的他，而他之所以成为他自己，乃是藏于皮相之中的那颗内心。那颗内心与常人并无太大分别，也有愁苦、也有哀乐，也有悲恸，也有欣慰。而他之所以与众不同之处，或许在于他对于苦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与直觉。
“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当他说出这番话时，他已出家数年，但回念往事，他的内心依然余哀未绝，他的母亲正是在他26岁时过世的，“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多年后，他已经是众人仰望的高僧大德，却在一次法会上，忽然之间，“当着大众哽咽泣涕如雨，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听到经义中孝思的阐述后，追念母亲的天性流露。
丧母之后的哀恸悲苦，时时折磨着他的内心，出家后严苛的苦修，时时折磨着他的身体。命运加诸他身上的苦，与他自己刻意寻求的苦，共同铭刻在他的生命之中。在他的心头，在他的肉体，都留下深刻的烙印。
于是，他抬起这只铭刻了世间苦集与自我苦修的衰朽而苍老的手，提笔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四个字：
“悲欣交集。”
秋九月初一日，西历1942年10月10日，弘一法师李叔同，行将入灭。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30日专题《悲欣如一》的B02-03版。
诸行无常，一切皆苦。诸法无我，寂灭为乐。
——《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
身
苦行道谛
身体的苦痛如果可以划分等级，那么1942年仲秋时节的这场疾病，并非弘一有生以来遭受的最痛苦的疾病。最令他受尽苦痛折磨的，当属七年前凛冬的那场恶疾，那时他刚刚从惠安返回泉州，旋即卧病于草庵之中。这场恶疾来势极为凶险，在后来写给夏丏尊的书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病势的缘起：
“一月半前，因往乡间讲经，居于黑暗室中，感受污浊之空气。遂发大热，神志昏迷，复起皮肤外症极重。”
他将这次重病称为“生平所未经过”，而“其中有数日病势凶险，已濒于危”。而在给另外两位僧人念西、丰德的信中，他对这场恶疾凶险之状描述得更加详尽：
“初起时，内外症并发，内发大热，外发极速之疔毒。仅一日许，下臂已溃坏十之五六，尽是脓血（如承天寺山门前乞丐的手足无异）。然又发展至上臂，渐次溃坏，势殆不可止。不数日脚面上又生极大之冲天疔，足腿尽肿，势更凶恶，观者皆为寒心。因此二症，若有一种，即可丧失性命，何况并发，又何况兼发大热，神志昏迷，故其中数日已有危险之状。”
尽管弘一在信中将病因症状已经描述得如此详尽，但对探视过他的人来说，这些描述依然是轻描淡写。他的手臂筋肉已经整片整片地溃烂脱落，甚至赫然见到裹着烂肉的白骨，褐黄色的组织液与紫黑色的脓血不断从患处涌出来，即使到了病势不再继续发展的恢复阶段，依然“脚上疮口不破，由旁边足指缝流脓血一大碗”。
遍体奇痛溃败，散发着令人掩鼻的恶臭，几乎就像是释道水陆画中描绘的地狱受尽酷刑的罪孽亡魂的模样。这场突如其来的恶疾，让弘一几乎窥见了死亡的面目，在最危殆的数天里，他为自己拟好了遗嘱，授给在旁侍奉的传贯法师，尽管高烧与奇痛折磨着自己的肉体与神志，但他对自己身后的交代却依然细如荼蘼：
“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体及洗面。即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凹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了佛祖舍身饲虎的因缘典故，希望以自己恶疾缠绕的臭败肉身，最后一次作为佛法舍身的供养，以求最终的解脱成就。毕竟自己生前已经恪守种种磨砺身心的苦修。几乎每个见过他的人，都会惊叹于他身体的瘦削以及严苛自律的苦修。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提到弘一法师清寒极简的生活。他的挚友夏丏尊回忆起他们在白马湖小住，他发现弘一的行李“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住处之后，“他就自己打开铺盖，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宁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头”，夏丏尊特别注意到他拿去洗脸的那条毛巾已经“黑而且破得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