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于1931年夏曾患伤寒痢疾，这是他第一场大病，在写给学生刘质平的手札中，他提及这场病让他神衰腰酸，请他代为购买“兜安士保肾丸”。
“这一回的大病，可以说是我一生的大纪念”，在事后的回忆中，弘一如此写道。他特意记住了重病时躺在草庵的病床上看到的那座钟。这座钟总比一般的钟慢半点，所以他之后移居他处，依然将自己的钟调慢两刻：
“这件事由别人看来，也许以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到这个钟，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发大惭愧，惭愧我德薄业重。我要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只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对修行者来说，苦痛乃是得以成为解脱之道必由门径。佛陀在开悟后不久开示的，便是“苦圣谛”：“苦圣谛者，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忧恼苦”，人生在世，诸种苦便如细针一般插入人的肉体与心头，人的终生都要历尽种种苦痛，修道者在深刻领悟个中痛苦后，便能从苦中领域要道真谛。佛典中对众苦集身绘声绘色的描述，恰如弘一所受的恶疾一般：
“众生当知，须观此身而生念言，是身如四毒蛇，常为无量诸虫之所唼食；是身臭秽，贪欲狱缚；是身可恶，犹如死狗；是身不净，九孔常流……”
因此修行之人，为求菩提之心，解脱之道，“须舍秽身”——对释门弟子来说，这一点，毫无疑问。
弘一在重病之时，或许也曾因此恶疾苦痛而动心，在给念西、丰德的书信中，他写道当病势险恶之时，他自己“亦放下一切，专意求生西方”——唯有离弃此身，方能从痛苦中解脱。但最终，他从极度苦痛的恶疾中痊愈并活了下来，而他从中领悟到的道理并非是离弃诸苦所集之肉身，终得解脱，而是“大惭愧”：惭愧自己在闽南十年，“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因此惭愧“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而他更进一步写道：“因此，我十年来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他解释道：
“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美，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成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这番领悟如此平实，如此亲切，几乎毫无任何高深玄妙的哲理，以至于它更像是一碗清醇的鸡汤，而非佛法的妙道。而玄机也恰在此中，如果弘一就此得出佛典中此身污秽，应早离弃，求得解脱的领悟，那么或许这样更符合一个卓然世外的梵行高僧的形象。
但这个结论仔细忖思的话，会发现，这不过是对佛典的简单叙述，是又一个司空见惯的老生常谈。解脱这是佛法追求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固然无上重要，但如何达到这个结果的过程，同样重要——如果解脱是最终结果，那么达到这一结果的最好方式便是从开始便不要出生。但既已生为人身，这肉身如梦幻泡影也罢，如罗刹鬼城也罢，它总是提供了一个悟道的容器，一种在人世修行的可能，唯有此身在，方能尝尽世间诸苦，唯有此身在，方能透过诸苦领悟解脱圣谛，因此，在最终达到解脱彼岸之前，此身难道不也应该认真对待吗？
李叔同在写给刘质平的信中，提及自己1935年的那场大病，称之为“九死一生”。
如果解脱是最终的完满，那么此身便是解脱前的不完满。生为人身，本就不是完满，而能够领悟到这不完满而去努力向完满行进，所谓修行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既为不完满之人身，便要以求完满之心，行于这个由形形色色不完满集合而成的人世间。
这不完满的人世间自然诸苦所集，就像弘一在自己卧病的草庵所题写的门联所说的那样：
草积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
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在他恶疾病愈的一年后，他走在厦门街头，观见世间苦乐众生，忽然心有所动，写给了好友高文显居士一封短札，这封短札是如此别致，以至于简短微言之中，浮动着某种谶语的暗味幽尘：
昨日出外，见闻者三事：
一、余买价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双，店员仅索价七角。
二、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
三、归途凄风寒雨。
这天是丁丑年正月廿九日，1937年3月11日。
弘一法师在厦门鼓浪屿，拍摄于1936年底。
心
悲欣交集
无悲哀，亦无欣喜，他的脸上如此平静，仿佛内心不为任何外物牵挂，只在嘴角浮现出一丝空灵的笑意。这笑意并非刻意为之，亦非心生欢喜，而仅仅是积年的心境刻画在面部的慈霭。这也是世人最熟悉的弘一法师的形象，仿佛透过这张脸，真的能看出内里蕴含的佛心微妙意。
但这恐怕不过是后世望颜生义似的阐释，是或因崇敬或因好奇而心造的意象，如果这张照片可以发出声响，那么注视者将会听到炸弹的轰鸣，听到枪炮的怒吼，听到战机在空中肆逞淫威的咆哮，听到妇孺的哭号，听到伤者的*，听到死者鲜血从废墟中淌遍大地。
弘一法师像，这张相片使用率极高，甚至被认为是标准照，但事实上，它拍摄于淞沪抗战时期的上海，也就是夏丏尊提到的那次在炮火声中的照相。
此时距离弘一为友人写下那张描述厦门街景的短札已经过去了七个月，1937年10月29日的上海，淞沪抗战的烽火已经将这座远东第一都市化作人世间的修罗场。在过去三个月中，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而侵占平津华北。此时正在山东青岛讲法的弘一，虽然日军的炮火尚未波及，但也嗅到了刺鼻的硝烟味道。旧历七月十三日，本是弘一出家首末二十周年的纪念，便在日军逼近青岛的炮火中到来了。此时身边的人都劝弘一避寇离开青岛，但弘一却写下“殉教”二字以明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金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
就在他写下这封信的同时，淞沪会战爆发。从华北及至东南，已是战火灼然，但直到10月末，弘一才最终离开青岛，前往上海，等待三天后开往厦门的轮船。一如往常，他对自己的行止做了细密的规划，在写给身处上海的友人夏丏尊的信中，他写道，“若往上海，拟暂寓广东泰安栈”，并在旁边特意用小字细细写明地址“新北门外，马路旁，面南，其地属法租界之边也，某银楼对门，与新北门旧址斜对门，在其西也”。
当夏丏尊去看望他时，才发现弘一居住的旅馆“一面靠近民国路，一面靠近外滩的，日本飞机正在狂炸浦东和南市一带”，因此，“在房间里坐着，每几分钟就要受震惊一次”。避居上海租界的夏丏尊本人，虽然自始至终身在上海，但距离战火如此近，他却已经有些挡不住，但弘一坐在炮火之中，却“镇静如常，只微动着嘴唇，这一定又在念佛了”——这张脸上吾辈无欣，甚至“犹留笑影”的照片，便是在这次会面后拍摄的。
“世间一切，本来都是假的，不可认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写过一幅《金刚经》的四句偈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现在正可觉悟这真理了。”在旅馆中对夏丏尊说的这番话，乍听起来，似乎弘一对身边正在发生的这场以万千姓名为牺牲的巨大苦难漠不动心，只是将其作为梦幻泡影一般的有为诸法，并以此空幻之心观想这场滔天战祸。但事实上，对弘一来说，这番话，只是慰藉友人愁苦心灵的一帖清凉法药。战争并非与他无关，只是历经世事与苦难，他的反应不会再像年轻在俗时那样激越迸发。在遁入空门之前，弘一曾将一首少年时代的手书，送给弟子丰子恺留念，那是他当年赴日留学前所写下的诗词：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如此“那惜心肝剖”的少年血气狂吼，如今在垂暮之年，在古佛黄卷中，化作了如露亦如电的佛偈呢喃。但内心的波澜，却并未真的沉入古井深潭，也会在外界的震荡中浮出水面。当他回到厦门时，战火也追迫而至。厦门的局势，也日趋危殆，在给弟子李芳远的信中，弘一写道：
“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
他引用诗句“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七个月后，1938年5月3日，弘一离开厦门，四天后，厦门沦陷。
战火延烧依旧，大地俨然化作人间地狱，在炮火点亮的暗夜中，照见遍地血污，*戮者的狞笑与受害者的哀号，交织在这片深沉的大地上。如果将整片国土比作人的躯体，那么每一个毛孔都是一个生灵，每一粒血肉，都是一条生命，如今，他们都在如脓疮疔毒一般的战祸病菌的蹂躏下、侵蚀下、折磨下，溃烂腐化、皮开肉绽、筋骨分离。如果说两年前的病痛乃是一己之苦，那么如今天下的战祸便是天下之苦。自己胳膊上绽开剧痛的血肉白骨，如今是横卧在焦土废墟上的血肉白骨。
众生的无间地狱，又岂非是他的无间地狱，如何解脱？
灭
天心月圆
“朗月光华，照临万物。山川林木，清凉纯洁。蠕动飞尘，团圆和悦。共浴灵辉，如登乐园。”
双树婆娑，湖水静谧，远山微微，静坐湖畔的两个人，翘首仰望空中朗月，低头凝视湖光月影，就连在旁的两只小兔子，也仿佛有灵性一般，不怕生人的搅扰。天地万物，如此和乐，如此清洁，如此安详，这般景象，确如乐园，但又毫无疑问，无一不是人间景象。
想必漫画家丰子恺在画下这般景象时，内心也定然如朗月光华一般清凉纯洁。这幅画，连同其他情致相同的画作，共计六十幅，乃是这位虔心的弟子，献给自己恩师弘一法师六十寿诞的贺礼。早在十年前，弘一法师五十寿诞时，丰子恺便发愿绘制《护生画集》，以护生戒*为旨。五十岁画五十幅，六十岁画六十幅，直到百岁百幅。如今，他践行了自己的誓愿，弘一也在弟子贺寿的画册，按照画意，为每幅画题写诗句，阐发护生戒*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