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第二集《中秋同乐会》。
丰子恺纯真稚趣的画风，配上弘一天真浪漫的书法，勾画的书中世界，宛如佛国净土，但遗憾的是，这方净土中的朗月光华，却无法照亮现实中漫无边际的暗夜。此时，已经是1939年的深秋，抗战进入鏖战态势，战火已经燃遍大半中国，清冷的月光下只有遍野哀嚎和尸骸白骨间闪烁的磷火。书中的朗月和风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这想象一俟迈入现实，便被血雨腥风无情地扫荡殆尽。
书中是护生，书外则是*生，是肆无忌惮地*生。弘一曾经在淞沪战场的边缘感受炮弹轰炸的震颤，而他的弟子丰子恺则亲眼目睹兵戈掳掠的惨状。1937年11月6日，两架日本战机飞临石门湾发动空袭，两个小时的空袭和疯狂扫射，全镇有三十二人丧命，其中五具尸体就散落在丰家院子后门外的瓦砾中，丰子恺“带着满身的火药气和血腥气”举家逃难，在逃难途中，他听说了更多骇人听闻的惨事，在上海南站，“火车顶上坐满了人，还没有开，忽听得飞机声，火车突然飞奔。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碾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而一位从嘉兴逃难出来的亲戚告诉他，他“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婴孩，躲在墙角边喂奶。忽然车站附近落下一个炸弹，弹片飞来，恰好把那妇人的头削去，在削去后的一瞬间中，这无头的妇人依旧抱着婴孩危坐着，并不倒下，婴孩也依旧吃奶。”
丰子恺将这一惨景，以绘画《护生画集》一般无二的笔触，画成画作，收入他描述战时生活百态的《战时相》中。《护生画集》与《战时相》宛如一张纸的两面，理想中的和乐安宁与现实中的血腥暴戾。而这也正是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最后四年的写照。
丰子恺所绘《战时相》。
弘一法师的最后四年，常常被描摹得宛如脱离尘世一般，他讲经、说法，僦居山林禅房之间，与有善缘慧根之人往还书信，为慕名纷至沓来的求字僧俗撰写书法，吃饭、念佛、精研律藏，似乎外物从未干扰过他的清思，也未打断他寻求最终解脱的道路。
但是，如果将聚焦在弘一一人身上的目光散开，以关切一人之目光去关切众生，就会发现，萦绕在弘一的清凉世界周围的，乃是劫火灼烧的五逆浊世，尽管他最后居住的泉州并未沦陷于日军魔爪，但自1937年抗战以来，五年之内，日军战机的轰炸达到49次，就在他入灭的一个月前，1942年9月10日，日机两次飞往泉州市区进行轰炸，投弹8枚，炸死2人，炸伤8人，炸毁房屋15间。战争也让他所关切的日常琐屑变得困窘艰辛，1938年厦门沦陷时，泉州的米价为每市斤7元，而就在他入灭前的那个夏天，米价已经陡然涨到了每市斤150元。
一刹那九百生灭，一瞬间万千往生，在这战争中，有多少生灭，有多少往生？又有何缘由，认定自己不是万千生灭往生中之一人。与那些填埋于焦土之内，殒命于壕沟之中，覆压于废墟之间，为刺刀刺穿，为枪弹射中，为饥渴所逼，为瘟疫所困而死者，自己所受之苦，与他们相比，究竟孰谓更苦？自己所赴之死，与他们所受之死，又有何不同？
诚然，这世上本就不完满，故而有悲欣，而正因有悲欣，方是如此苦乐相依的有情世间，才能在犯下种种罪业的同时，亦种下种种福德。
无论如何，他要离开这个如此相悖又如此纷扰的世间了。他似乎早已预知自己形寿将尽，在这一年五月，写给弟子龚天发的信中，他写道：
“余将西归矣，书此以为最后之训。”
早在十年前，弘一就曾在厦门妙释寺做过一次《人生之最后》的演讲，对从重病到临终乃至身后登事，叙述得极为详尽细致，细致到临终助念佛号时用引磬小木鱼和大钟大磬大木鱼哪一种更加妥当，以至于死后倘若尸身僵硬，无法着衣，“应以热水淋洗，用布搅热水，围于臂肘膝弯，不久即可活动，有如生人”都加以细细说明。而他在临终前的遗嘱，同样叮嘱得细若荼蘼，从要“察窗门有未关妥者关妥锁起”，到遗体装龛移走时，“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垫龛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应须谨慎”，他特别叮嘱说，即使遗体装龛已送到烧化的地方，仍要“逐日将垫脚小碗之水加满，为恐水干去又引蚂蚁嗅味上来故”。
如此缜密严谨，近乎苛细。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弘一，而是别一个普通人临终前提出这样细致的要求，恐怕在旁的至亲友人心中也未免升起厌烦抱怨之心。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也与佛教所谓“得大自在”的解脱之道相悖，更像是世俗之人红尘难舍的执念之心。
但如果说，这真的是一种执念，那么对佛门中人来说，希冀解脱成佛，终生求之不怠，岂非也是一种执念？因知众生畏死，因而立下戒*护生的誓愿，这誓愿，又岂非是一种执念？见众生苦厄，不得不起慈悲之心；见有情利乐，不得不起欣幸之心。放下一切，得大自在，纵然是解脱；而一心向善，护卫众生，这种感念悲欣之情，又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他的缜密严谨直到最终写下绝笔之时，在写完如今已是脍炙人口的“悲欣交集”后，他又写下了三个字“见观经”。想要指明这四个字的出处并非自我创造，而是其来有自，他不过是引用佛经成句而已。
但《观无量寿佛经》并没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真正出处，乃是《首楞严经》。在佛教传说，当末法时代的种种灾劫降临时，《首楞严经》将会消失于世间，正法也将随之湮灭。这部经书在描述了佛陀弟子阿难在聆听佛陀训诲之后，“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他告诉佛陀自己“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自己虽然尚未真正度化，证得正果，但却“愿度末劫一切众生”。
这是两千三百年前，佛陀弟子阿难所发下的誓愿，如今，也是佛门弟子弘一临终前写下的偈语。
在写下“悲欣交集”绝笔的三天后，秋九月初四日，西历1942年10月13日，弘一入灭。
“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
那天他的眼中并未流下泪水。
呼吸停止时，正是夜晚八点钟。
月色如舟。
在人间
弘一法师寄给友人的遗信。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当弘一法师的遗函，穿过炮火硝烟，寄到他的朋友夏丏尊手中时，距离他的过世，已经半月之久。他忽然想起在十多年前的一天，他与弘一的一次戏谈，他问弘一说：“万一你有不讳，临终咧，入龛咧，荼毗咧，我是全外行，怎么办？”弘一笑着说：“我已写好了一封遗书在这里，到必要时会交给你。如果你在别地，我会嘱你家里发电报叫你回来，你看了遗书，一切照办就是了。”
但他终于没有看到老友的最终一面，也没有亲自为他办理那些自己是“全外行”的葬礼。
他只能拿着那封信，呆立在那里，泫然泪下。而他的弟子丰子恺，在得到老师往生的电报时，正在整理形装，准备举家从遵义搬到重庆。他没有哭，只是“坐在窗下沉默了几十分钟，发了一个愿：为法师造像（就是画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后动笔。发愿毕，依旧吃早粥，整行装，觅车子”。
他的学生李鸿梁却只能从一张旧报纸上得到老师去世的消息，此时日寇已经进攻金华，迫近绍兴，作为绍兴中学的老师，连日以来，他只得带领学生在崇山峻岭间东逃西避。当他终于在战后返乡时，弘一法师当年居住的戒珠寺大半房屋成了小学校舍，小栖云寺虽然无恙，但是寄存寺中的弘一法师的字画以及其他书画，都被汉奸胡耀枢掠走。“后来有人在汉奸胡耀枢家看到过曾经法师和马一浮先生题跋的敦煌唐人写经，被小孩撕毁在地上任人践踏，其他可知！”
弘一曾经居住过的草字田头的普庆庵，“躲在角落里入定似的保留着”。
“愚痴众生，不觉不知，寿命短薄，如石火光，如水上泡，如电光出，云何于中，不惊不惧？云何于中，广贪财利？云何于中，耽淫嗜酒？云何于中，生嫉妒心？如此生死，流浪大海。”
一切聚散生死，真犹如大海一般无常，而漂流于大海中人，或悲、或喜、或忧、或忿、或恼、或愁、或欣，最终都不过是一叶扁舟，在这无尽苦海之中漂流。所谓解脱与否，或许不过是覆舟于苦海之中，与得登彼岸的区别罢了。无论怎样，这无边苦海，便是人间。
但纵使人人在世，皆是苦海行舟，但舟与舟却各有不同，有的是楼船客轮，也有蓬舟竹筏。尽管弘一法师乘坐的宝筏，救度众生无有贵贱，甚至贫贱之人在他未脱分别心的眼中，更高于那些名流显贵，但满坑满谷追怀弘一法师出脱苦海，赞颂他修行功德的文章，大都是由那些楼船客轮的乘客写就的，这并不值得惊讶，也并没有任何讽喻的意味。但在最末，我想引用一位名叫陈永安的女孩儿的经历。她与弘一法师并不相识，也从未亲炙过他的片言法语。她只是一名孤儿，在八岁时丧失双亲被送进收养孤儿的泉州慈儿院。
如果说苦是一种修行，那么幼小的陈永安可以说无时不刻不在修行之中，她的苦修，比起弘一法师更加严苛。弘一每日的斋菜中尚有莱菔白菜，而陈永安和孤儿们的饮食却只有烂菜甚至是树皮：
“木瓜树倒了，去树皮，取树芯，切成丝，也是菜。香蕉树倒了，去树皮，取树芯，切碎，也是菜。苋菜，吃罢叶，苋干腌咸，也是菜。荠菜、菜花、高丽菜，以及番薯煮咸，称得上是上等好菜了。”
为了争抢老师吃剩的剩菜，孤儿们“一轰而上，或用手抓碟菜吃，或用勺舀饭吃，甚至碟里的菜汤，也伸长舌，舔个精光”——百般苦楚，不下于弘一严苛持戒的苦修，但毫无疑问，陈永安所经历的苦楚，除了证实佛经中的众生皆苦之外，别无任何佛理禅机。他们当然也听过弘一法师的名声，毕竟，这位举国仰望的高僧就在慈儿院近旁的寺院修行。
但对他们来说，那是别一个世界，是苦海中的另一艘船。
只是偶然的因缘，才让陈永安与这些孤儿们颠沛破落的小小扁舟，与弘一法师的宝筏联系在一起。那是在弘一法师去世后，全院的孤儿被招集到承天寺为这位他们从未谋面的高僧大德念经。那天中午，筹办法师丧仪的人，给这些孤儿送来了一餐汤面。
这是她在慈儿院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弘一大师涅槃像·夏恩敬绘。
撰文/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走走 青青子
校对/付春愔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