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丸的诞生》，[美] 乔纳森·艾格著，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345页，49.00元
1960年，美国西尔公司一种叫恩那维德（Enovid）的新药被FDA批准，成为全世界第一种口服避孕药。
西尔公司的医药代表在分发给医生的小小礼物里，有一方塑料镇纸。镇纸正面，是座丰满的女性立体裸像，背面的文案解释道：“恩那维德——第一种全面调节女性周期性功能的药物——在此以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作为象征：挣脱桎梏的安德罗墨达。”
恩那维德
这是《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乔纳森•艾格所著《魔丸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Pill）里描述的一个细节。这个颇有政治意味的广告，似乎是在提醒人们，避孕药不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成果。
在英语世界里，一提到“the Pill”（那个药丸），除非前后文另有所指，读者都知道是避孕药。它的重要性和知名度，如此独一无二，已无需任何形容词去定义。换个角度看，“那个药丸”的称呼，也似有避免直呼其名、不愿张扬之意。这与女性当初在遮遮掩掩中避孕的历史息息相关。魔丸的故事，要从社会改革家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讲起。
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
桑格创办了著名的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Planned Parenthood，其前身为美国节制生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她也因此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本书一开始，就说桑格“热衷于男女之事”，因为桑格认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享受性爱，彻底摆脱生育所带来的社会束缚。桑格理想中，性生活的第一要务是欢愉，而不是繁衍后代。在二十世纪初，这种思想自然会在美国遭遇宗教和社会的拒斥。进步胜过保守，也是耳熟能详的叙事，但作者的兴趣不仅在于此，在他用风趣的笔调将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同时，也让读者思考各类问题，例如：那些看来迂腐不堪甚至不近人情的反避孕教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宗教情结？避孕药为什么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它在社会的世俗化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桑格所处的年代，不但天主教明令反对避孕，即使从更多美国人信仰的新教立场来看，她的主张也属伤风败俗、大逆不道，避孕被看作企图摆脱人类繁衍后代天责的纵欲行为，而且为滥交大开方便之门，是必须谴责的道德败坏。体现在法律层面，就是联邦和各州的《反淫秽法》(又称《康斯多克法》)，该法禁止传播销售一切与避孕有关的文字和工具。
说起教会反对避孕，人们很容易联系到禁欲主义和遵循自然。作者则通过纽约天主教大主 教海斯和桑格之间一次辩论，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对立。海斯大主教说，避孕比堕胎更加罪孽深重。听似令人费解，海斯却一语道破天机：“唯有上帝有权决定哪个孩子应当出生。”新教和天主教固然都视堕胎为犯罪，但海斯之所以认为节育比堕胎更不可饶恕，在于节育“违背造物主之意，阻止生命的诞生”，以至“其肉身和灵魂都无以存在，无论一时还是永久”，而在桑格看来，宗教的“灵魂不朽”只是一种个人层面的“理论”。她虽然应景地也借上帝来反驳海斯，但真正的着力点却在人，因为“造就健康、快乐的人类，比造就世世代代被疾病、痛苦和贫困不断折磨的人类更符合上帝的旨意”。
不幸的是，主教大人最忌讳的就是人用自己的方式“替天行道”。西方宗教传统中，罪恶的根源就是人类在自以为义的骄傲中藐视上帝，而桑格偏偏要在这点上对号入座，去挑衅上帝的权威，在主教眼里，这才是她的死穴。现世和来世无法兼顾，暂时与永恒也不能等同，这是宗教秩序下人必须面对的难题，而这种两难，对一个在二十世纪初就不信上帝的进步主义者来说，却早已不复存在。同时，世界也朝着有利后者的方向飞速发展。
虽然避孕自古就有，但是二十世纪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使无节制生育带来的诸多个人健康、公共卫生以及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有目共睹。贫穷阶层的妇女视生育和抚养大量儿女为畏途，却又求告无门。
1910年初那几年，桑格常在纽约曼哈顿下东城的贫民区做上门探访护士。新生儿和产妇的高死亡率、时有发生的危险堕胎，对年轻的桑格不只是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她亲历过的无助妇女和儿童。她在自传中写道：“在梦境里，那些忧虑、悲伤、哀愁、衰残的脸庞，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一般来到我面前，时而带着恳求，时而带着指责。”妇女们渴望着比保险套和宫颈帽更方便、更安全、更有效的避孕方式，就连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妇女也不例外。她们常常以为桑格一定有什么避孕的秘密武器，她却无言以对。
至于宗教领袖对妇女避孕的需求，不是视而不见，就是穷于应付。作者提到的周期法避孕，就凸显了这种尴尬。周期法就是在预估排卵期之外的所谓“安全期”行房。上世纪三十年代，教皇曾煞费苦心地允许以此作为通融之道，这是唯一不会触犯教规的避孕方式。教廷解释这种方法本于自然律，并非人力所为。事实上，排卵期很难精确预测，以致失败率极高，再加上当时错误的医学认识，使周期法几乎成了个笑话。
贫穷再加无节制的生育，对桑格来说，是一个可怕组合，但她和其他人想的不一样，觉得当务之急是控制生育，而不是改善经济、提升教育，或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在自传里，桑格说，那时她已经等不及了，虽然后三者都很重要，却是远水不救近火。从发行避孕刊物到创办节制生育联盟，桑格的一生都在为此奔走。
到了五十年代，暮年中的桑格发现，她最想要的，是一种釜底抽薪的物质或技术，不但女性能轻而易举掌控，而且无需借助男性或他人的许可与介入。一旦消极的避孕变成积极而高效的“节制生育”，反对势力就是强弩之末了。这时，最能帮她的不是政治和法律，而是科学技术与资金。于是，似乎是出于偶然，她和犹太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Gregory Pincus）、慈善家和女权活动家凯瑟琳·麦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妇产科医生约翰·洛克（John Locke），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开发魔丸的梦幻队伍。
作者以大量篇幅对避孕药的发明过程，从筛选有效成分、药理分析、动物模型、设计和实施人体临床试验到最终申请批准，做了详尽描述。对比今天，其中那些违反科学伦理的药物试验，如服药者不被告知临床试验的真实目的和用药风险、以学科成绩为要挟强迫女大学生参加试验，以及在样本规模上玩弄数字游戏等细节,读来颇有恍若隔世之感。与其说避孕药的开发恰好发生在监管疏松的时代，倒不如说，正因为服用避孕药游走于当时社会常态的边缘，违规操作也许是唯一能走通的一条路。
即便如此，药物研发的进度和社会改革者们急迫期待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有时，这会闹出好莱坞式的喜剧情节。比如，1955年，第五届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大会即将在日本开幕之际，桑格就放出风声，说将有美国科学家宣布避孕药的研究已近成功，一年左右即将问世，而实际上，稍后在会上发言的平克斯，正在为临床试验的停滞不前而焦头烂额，几乎准备上演“现代科学历史上偌大的一场糊弄戏码”。
好不容易试验成功了，在向FDA提出申请时，他们还是要克服一个从未有过的难题：如何说服FDA去批准一个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给健康妇女用来计划生育的药物呢？换言之，在节制生育带来的益处面前，什么样的长期风险，对妇女来说才是可接受的呢？这已经超出了药物的传统定义。
FDA在破天荒向机构外的顶尖医生广泛征询意见后，才同意批准了避孕药。FDA力图独立地从医药卫生角度去考虑问题，却又很难自外于政治、宗教和社会潮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新一代美国人的性观念日益开放，各州的反淫秽法逐渐瓦解，性解放的序曲已经奏响。妇女在传统家庭秩序解体后要面对全新的社会角色。新教各宗派反避孕的立场松动已久，使得天主教形单影只。包括桑格在内的一些进步主义人士，公开质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天主教徒肯尼迪的反避孕立场。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的压力逐渐显现，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在考虑，是否向接受美援的国家提供节育计划上的帮助。作者所提及的这一切，无一不是促成政府首肯的天时地利，而且，在无法证明避孕药对健康有严重长期隐患的情况下，FDA的批准，只是个时间问题。
因此，避孕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离不开一个受进步主义影响的世俗化力量，它不仅是个科学发明，更是一个为世俗化社会设计的产品。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在他主编的论文集《世俗革命》（The Secular Revolution）中指出，美国社会的世俗化并非现代化和科学普及的自然产物，而是一场漫长而不流血的革命，而且这个过程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人文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在文化、教育、科学和政治等各领域内兴起并争夺话语权，结果是遵奉新教道德为圭臬的传统精英，在公共生活和制度中被逐渐边缘化。渐渐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被忽略、被压制的新一代所谓“知识阶级”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之间虽然关系错综复杂，缺乏统一行动，却呈现出一个共同方向，那就是推翻以新教信仰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建制，把传统信仰完全从公共生活和机构中剥离出来，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