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是个工作狂，不是被迫，而是近乎狂热地投入工作。他的文学编辑谈及张艺谋说：“他仿佛天生就是个不会打哈欠的人似的，合作多年未见过他打哈欠，至多是几十个小时不睡，眼睛里也只会有些小血丝。”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剪辑。每天两点开始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十一二点回了工作室还要继续工作。经常每天只吃一顿，晚饭基本不吃。得了带状疱疹，他一边吊着瓶输液，一边改剧本；手腕受伤得了腕管炎，硬是拖了6个月才手术；甚至多年腰伤，他也很少与人说。为了争分夺秒地工作，他把手表调快了半个小时，68岁高龄，他依旧在和时间赛跑。这个时差，将他和众生隔开。该说天才都拥有比凡人狂热的激情？还是这份拼命造就了枭雄？
争议伴随着张艺谋几十年一直没断过。因为多产，让他始终占据中国电影最前沿，也是多产，让他离“封神”越来越远。若是他在起点高峰那里就止步，像李安一样当个自由电影人，偶尔拍一两部电影，他会是万众瞩目的中国影史的“神”。但他偏不，每部作品都有新尝试，他一直毫不胆怯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开窗的人，不一定是伟人，但一定会被世人唾骂。
20世纪末叶，张艺谋凭借《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享誉国际。有人为此自豪兴奋，称张艺谋是将中国电影带向世界的第一人；也有人怨叹为耻，认为张艺谋是权力崇拜，将中国丑陋一面贩卖给西方取乐。但没有人否认自此以后中国电影被世界关注的事实。
2002年，当电影被西方大片垄断下，张艺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拍商业片。于是《英雄》应运而生，三种颜色、三段叙事，满屏浓烈的张艺谋风格。有人说这是一部绝美的视觉盛宴，是中国电影新开端；也有人说张艺谋背离电影，背叛艺术，成为商业金钱的奴役。但没有人能否认《英雄》在商业上的成功：国内2.5亿人民币、全球1.77亿美元的票房，炸开了整个电影市场。该片同时提名了奥斯卡和金球奖。
说到英雄，张艺谋说他曾经拍过两个结局，不同在于另一个版本多了十秒钟。在这个十秒钟，他拍摄了秦始皇吧乱臣贼子镇压之后而留下眼泪之前，群臣俯首高呼：“恭喜大王又躲过一劫。”这是一个使人后怕的结局，最总被他删去。
2006年，张艺谋的商业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贾樟柯的文艺片《三峡好人》撞档，同天上映，结果大家都知道，《黄金甲》大获全胜。
贾樟柯也因此开撕《黄金甲》，表达了自己对商业片的不满：“我们希望让观众多看到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而不是那些穿金戴银、飞来飞去的人。中国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大片运作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这种流失思考的做法非常可悲。当下中国电影充斥着娱乐气味，金钱崇拜。投资非常大的影片，其思想水准非常落后，还停留在权力崇拜的层面。”
艺谋一开始依旧沉默，在事件演化更严重时才出来淡淡说一句：“艺术片和商业片本来就应该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不要一锅烩。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我们的产业链有问题。正常的应该是，艺术电影上艺术院线，商业片上商业院线，这样才能自己走自己的道，没有谁看谁不顺眼了。把不规范的原因提升到思想和道德的层面，好像看出了谁庸俗，谁高尚，这是不对的。”这次，他说出了对艺术片和商业片的看法，却依旧没有停下继续探索的脚步。
然而，也正是《英雄》票房和口碑的巨大胜利，让无数从业者和自诩为“公知”的文青影评人，对张艺谋导演的成就在“羡慕嫉妒恨”之余，更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那些文青影评人看来，张导不再去拍反映中国落后面貌的乡土文艺片，而改拍获得巨大票房成功的商业大片，便是“一心赚钱，背弃艺术理想”；张导在影片中倡导的家国情怀，对一代伟人秦始皇开创大一统国家，奠定我华夏民族千秋基业的崇敬，更被那些怀着对体制深刻不满的“公知影评人”们解读为“屈从权力、献媚体制”，是以大批特批。更有许多追名逐利之徒，则纯粹就是把批判和抹黑张导这个中国电影最杰出代表，当做了彰显自己眼光、见识如何高明的手段。早年网络尚不发达，纸媒仍有相当影响力，广大公众对电影的认识也有所欠缺。这些从纸媒驾临网络，喜欢在云山雾里装腔作势的“影评人”们，也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评价电影的话语权。于是在他们的所谓“影评”中，《英雄》《十面埋伏》这些在国际影坛颇受好评、获奖和提名无数、海外票房更远高于本土票房的作品，居然都成了堆砌色彩、剧情套路、故事苍白的“烂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