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有关张学良易帜报导
张学良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只得低调行事，黑龙江直至十二月廿八日深夜，才由官厅通知，商家甚至还来不及准备国旗；而在张本身驻地的沈阳，“二十九日晨七时，总部省署各机关公团学校门口，交叉党国两旗，商家皆悬国旗，军士掌旗列队游行，一时大家旗色，尽皆青白，民众欢腾，气象一新。”
实则在易帜之前，东北归附中央，市面上早有明显迹象，通信报导张作相早已制就中山服，预备任省主席时穿用，而各书店当中的三民主义书籍，供不应求，欲购者甚至向隅，但东北改制，必然牵动人事调整，因此几经研究，也费周折时间。
相应于此，国民政府以委职张学良，并尊重其人事任命的方式，完成统一之举，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并致电张学良等东北要员，“诸兄匡扶党国，表示精诚，无任佩慰。”
济南惨案与张作霖遇刺身亡半年多之前， 蒋中正曾遭遇一次生死关头，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三日，日军以护侨为民，在济南对我军民开火*害，本身曾留日的 蒋中正、外交部部长黄郛、代表熊式辉等，对于日军的蛮横作风，均感到难以想象，外交部特派员蔡公时等，更遭*害， 蒋中正认为此为国耻，甚至有过于扬州十日。
在此巨变之时，国民政府内部一致认为，只有先完成北伐，统一国家，才能对外，因此，国民革命军乃留李延年团驻防济南，主力部队继续向北渡河前进。
济南事变惨遭日军*害之外交部交涉员蔡公时画像
日方此时不仅从军事上阻碍北伐军，五月廿一日，更当外交部部长黄郛之面，口头说明日方的条件，不啻于干涉中国主权的最后通牒，日本主张，南北停战媾和；如不能停战时，奉军不战退回东北，则不准北伐军加以追击；若奉军与北伐军交战而败，日本为“维持满州治安”起见，将解除奉军武装，但仍不准北伐军追击；日本也将不准张作霖再度入关。
上述条件，简直将东北视作日本禁脔， 蒋中正极端愤慨，认为“国已不国”；两周之后，张作霖于皇姑屯遭日本炸伤，随即去世，东北局势，将何去何从，年仅二十八岁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乃成为关键人物。
东京朝日新闻报导张作霖遇炸新闻，诬指为北伐军所为
南北双方的交涉在日方蛮横无理的举动下，原本处于敌对的奉系与北伐军，立场上乃有了微妙的变化。五月廿一日， 蒋中正透过吴忠信告知孙传芳与奉系，希望奉系迅速出关，“保东北之元气，巩固东北之国防”，北伐军不仅不将追击，且将寻求合作，以利于一致对外；而根据冯玉祥所得情报，日方在张作霖行将出关前，彻夜长谈，因其要求张作霖下台，改由张学良、杨宇霆维持北京天津局面，并且限制奉系南进，因此不欢而散。
至张作霖遇刺身亡以后，张学良乃开始与国民政府接洽统一事宜，六月中，张学良提出，由其主席政治分会，并任命杨宇霆为奉天省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主席、吴泰来为黑龙江省主席等；七月间，国民政府派代表至东北与张学良洽谈，张表示对于三民主义甚为赞同，但由于日方窥伺，加以张作霖甫去世，内部变化甚大，主张透过双方宣布停止军事行动、正式手续及召开国民会议方式，谋求全国政治解决。
七月中，张学良再次向 蒋中正转达，决心合作，但“对外确有为难”，盼 蒋中正能够协助转圜疏通。 蒋中正则转达，建议张学良迅速易帜，争取舆论支持，并将为东北后盾，“东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国之存亡。对于张提出两人会面商谈的建议，七月廿三日， 蒋中正首次以个人名义，回电张学良，“请兄毅然断行，……，此救中国，至相会一节，弟所深愿，但弟既以外交关系不便来奉，而兄于此时亦断难离奉，望兄勿轻外出，为国珍重。”
蒋中正首以个人名义电告张学良
除国事之外，张学良此时还忙于为父亲张作霖准备丧礼，张于七月底，向 蒋中正表示，等到丧事结束，“必对国府有所表示，决不有负我兄之意”，谋害张作霖的日本，此时还派遣林权助为特使前来吊唁，并企图说服威吓张学良，张也表示将强硬对之。
对此，国民政府一方面派员前往东北吊丧，一方面请张学良与白崇禧直接交涉前线事宜，此时，原以奉系马首是瞻的直鲁军张宗昌部如何善后成为重点，张学良还须应付内部父执辈的有关压力，日本人也想利用形势，拉拢奉系，以达成主宰东北的目的。
张学良的统一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