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蟾蜍造型的砚滴
除此之外，蟾蜍的“受水”技能也使其成为了文房砚滴（图8）和建筑排水构件（图9）的造型。宋代髙似孙所撰《子略·纬略卷八》载，“广川王（即刘去）发晋灵公冢，甚瑰壮，器物皆朽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砚”，刘去盗掘了春秋时期晋灵公的墓，然后便将出土的玉蟾蜍当作了砚滴。唐宋时期，蟾蜍砚滴依然十分流行，唐代刘禹锡有诗云：“玉蜍吐水霞光静，彩翰揺风绛锦鲜”（《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南宋刘克庄也曾写下《蟾蜍砚滴》一诗。另外，蟾蜍的形象还出现在一些古建筑中承接水的部件上：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洧水》载，“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蜍吐水，石隍承溜（即屋檐下承接雨水的槽）”。
图9：唐上阳宫泄水构件石蟾蜍，洛阳博物馆藏
当蟾蜍带上了月亮的特征，其自古所拥有的“生殖神力”也赋予了月亮，继而演变为“梦月入怀，犹生天子”（《北史·卷十三·列传第一》）的大吉之兆：如果诞下男婴，在将来会成为一国之君；如果诞下女婴，亦能成为一代临朝称制的女主。“梦月入怀”最早出自《前汉纪·前汉孝元皇帝纪》中关于汉元帝刘奭皇后王政君的记载，“方妊正君，梦月入怀……年十八，宣帝时入掖庭为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见殿内，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当汉元帝于公元前33年去世后，他与王政君的儿子刘骜即位，但朝政却由王政君与其兄共同执掌。东汉末年，据《搜神记·卷十》载，“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后来孙策与其弟孙权共同开创了吴国的基业。到了宋代，据《宋史·卷二百四十二》载，“章献明肃刘皇后……初，母庞梦月入怀，已而有娠，遂生后”，刘皇后即宋真宗赵恒第三任皇后刘娥，宋真宗去世后，“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 （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到了明代，据《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载，“孝宗孝康皇后张氏……母金氏，梦月入怀而生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是年，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虽然张氏没有能够临朝称制，但她是明孝宗后宫里唯一被正式册封的女人。到了清代，《清实录·雍正朝实录》记载了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尝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已而诞上……诞生之夕，祥光煜爚（注：yù yuè，光灿闪耀），经久弗散，阖宫称异”，雍正帝出生当晚祥光普照紫禁城，这或许是梦月入怀后月亮带来的光芒，虽然未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梦月入怀的吉兆是一如既往的。
历史上，由于古人并不知晓月食的原理，于是清代以前（注：天狗蚀月观念在清代首次出现）的一千多年都认为月食是蟾蜍所为。《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载，“月照天下，食于詹诸（即蟾蜍的谐音）”。在古人看来，蟾蜍食月是天下灾荒和战乱的凶兆，据瞿昙悉达所撰《大唐开元占经》转引《河图》载，“蟾蜍去月，天下大乱”；《黄帝占》载：“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见者，月所宿之国，山崩、大水、城陷、民流亡，亦为失主，宫中必不安”。《易纬》载，“月中蟾蜍去月，经三辰，天下道俱有逆事，臣勉君战，不出三年”。《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春秋运斗枢》载，“政纪乖，则蟾蜍月精，四头感翔（注：感翔即为妖）”。
除此之外，古人也将蟾蜍的灵异视为上天的启示：蟾蜍现世是世间的吉兆，据《御定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八》转引《道书》载，“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祥瑞”；但如果只是闻其声而不见蟾蜍，或是蟾蜍出现后不久便消失却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厄运。《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东观汉记》中记载了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建忠侯彭宠的一则故事，“彭宠堂上闻虾蟆声，在火炉下，凿地求之，无所得。宠为奴所*”，彭宠因未被分封而发动叛乱，在寓所的火炉下听到了蟾蜍鸣叫，挖开地面也没能找到，不久后便被奴仆所*。《北史·卷八十九》也记载了隋代太子杨勇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杨勇入主东宫后经常遇见鬼魅，于是隋文帝让当时著名的阴阳家萧吉前去祷告神明，平息灾异，然而就在萧吉祭祀土地神的时候，却出现了蟾蜍入人门，跳上赤帝的灵位，然后又出人门后消失不见的异象，这或许预示了杨勇最终无缘帝位，身败而亡的命运。
到了唐代，史料中有关蟾蜍异象的记载屡见不鲜。唐高宗在位时，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九》转引《潇湘录》载，“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唐高宗为了医治头痛，在宫中挖药炉时蹦出了一只背上写有朱字“武”的金色蟾蜍，放归后在别的地方挖药炉时又蹦了出来，虽然后来这只蟾蜍被除掉，但天命难违，*蟾蜍的宫人暴病而亡，武后也成功完成了“武周革命”。后来武则天即位后，据《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所载，“神龙中，渭河有蛤蟆，大如一石鼎，里人聚观，数日而失。是岁，大水漂溺京城数百家，商州水入城门，襄阳水至树杪”，巨型蟾蜍的离去也宣告了武周政权的灭亡。后来李隆基刚即位不久，据《新唐书·志第二十六·五行三》载，“先天二年（713年）六月，京师朝堂砖下有大蛇出，长丈余，有大虾蟆如盘，而目赤如火，相与斗，俄而蛇入于大树，虾蟆入于草。蛇、虾蟆，皆阴类；朝堂出，非其所也”，这种蛇与蟾蜍在朝堂上打斗的异象或许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先天政变”。
蟾蜍的天启对于帝王之家如此，对于普通官员的命运亦然。《旧唐书·卷三十七·志第十七》记载了乾元年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揆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李揆作相前一月，有大蛤蟆如床，见室之中，俄失所在。占者以为蟆天使也，有福庆之事”，李揆在床上见到了蟾蜍，算命先生认为这是福报，但他却没有留意到蟾蜍“俄失所在”，也就是出现后不久便消失了，这也预示了李揆虽不久后升任了宰相，但并没有在宰相之位上坐得长久，后来甚至经历了“家百口，贫无禄，丐食取给……流落凡十六年”（《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列传第七十五》）的凄惨命运。另据《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一》转引《北梦琐言》载，“新繁县有东湖，徳裕为宰日所凿，夜梦一老父曰：‘某潜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贵，今鼎来七九之年，当相见于万里外。’后于土中得一蟇（同‘蟆’，即蟾蜍），径数尺，投之水中，而徳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应七九之防”，晚唐名相李德裕的荣华富贵都有赖于一只蟾蜍的庇佑，而当蟾蜍现身后被人丢入水中时，也就宣告了李德裕的死期。正因蟾蜍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民间的蛙神祭拜从未断绝，到了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十二·青蛙神》中记载了“江汉之间，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几百千万，有大如笼者。或犯神怒，家中辄有异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缘滑壁，其状不一，此家当凶。人则大恐，斩牲禳祷之，神喜则已”。
图10：东汉壁画和画像石中的蟾蜍舞蹈形象（左：陜西定边郝滩乡墓；右：四川博物馆藏）
在道教神话中，蟾蜍身为西王母的侍从，除了捣药的本职工作以外，还以舞者（图10）和卫士（图11）的形象出现。魏晋时期，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转引《神仙传》载，“葛玄指虾蟆使舞，皆应弦节，使止乃止”，蟾蜍在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的指挥下伴随节奏，翩翩起舞。与此同时，蟾蜍的不死之身和卫士的身份，体现了蟾蜍自古以来的“辟兵”（即躲避兵器伤害）技能。春秋时期的《文子·上德》载，“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如果根据陕西洋县下范坝出土的商代蛙纹钺来推测，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图12-左）。到了汉代，《抱朴子·内篇·仙药卷十一》中对如何利用蟾蜍来“辟兵”进行了具体的指导：“肉芝者，谓万岁蟾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在唐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上，守护天神的武将的盾牌上也绘有蟾蜍的形象（图12-右）。
图11：山东嘉祥洪山村西王母画像石中的蟾蜍形象
图12：中国古代兵器上的蟾蜍形象
到了唐代，道教中的蟾蜍成为凡人修道成仙的点化神兽。唐代杜光庭《题北平沼》有云，“宝芝（即灵芝）常在知谁得，好驾金蟾入太虚”，“入太虚”即得道成仙。五代时，据《神仙济世良方·下卷》载，全真教北五祖之一的刘海蟾，“仕辽为相，遇吕大仙（即吕洞宾）即解印佯狂，避于秦川……吕大仙授以丹道……道成，遁迹终南太华山，生（即升）于到（即道）坛”，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亦是“偶戏金蟾成正果”。宋元时期，金蟾舞和琼花开成为了升仙的吉兆，南宋曾慥在《编列仙传》中记载了蒲江主簿王兴辞官后在秋长山修炼，“山下洞穴有千岁金蟾，见者当得道；山顶琼花叶若白檀，花开即有人升天。兴于此山九载修炼，忽见琼花吐艳，金蟾跳跃，云车来迎，白日升天”；《全金元词》收录的《挂金索·二更里》写道，“二更里，人静万事都无染。一对金蟾，上下来盘旋。吓退三尸（注：北宋张伯端《悟真篇》载，“*尽三尸道可期”），奔走如雷电。白雪漫漫，降下琼花片”，词中所描述的也是修道成仙的场景；元代画家颜辉《蛤蟆仙人像》中的仙人也是左手拈琼花枝，右手将一只金蟾托在肩上（图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