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2005）剧照。
这种思路在同样出版于1601年的《英格兰共同财富的溃烂》中继续发展，在这篇文章中马雷尼斯将矛头指向了外汇商人。马雷尼斯从英国没有金银矿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国内的所有硬币都必须通过海外贸易来补充。然后，他从这个命题推导出以下结论，即金银在海外贸易的进出口决定了黄金和货币的国内供应，流通中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提高了价格。
一方面，这是一个严肃的、逻辑上有根据的关于货币流动、价格形成以及贸易的讨论。马雷尼斯还借由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不同商品的进出口价格的详细清单建立了一个经验论证。另一方面，马雷尼斯指责外国商人操纵汇率对英国经济造成的困境。马雷尼斯假设的道德行为和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最终限制了他逻辑性地考察问题的能力。就像《英格兰的圣乔治》中一样，坏结果是坏人造成的，不管是高利贷者还是外汇商人。道德化的维度、对资本市场罪恶的关注，以及个人意图而非商业系统的相互作用造成这些结果的假设，都符合经院哲学的主题和道德框架。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却没有引起值得注意的修正或变异。然而，在17世纪20年代，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对经院哲学的经济学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马雷尼斯的主要对话者在17世纪20年代与他进行辩论时所处的环境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样的必要条件才能促使人们在思考经济问题时产生巨大转变。
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物质利益及其与特许公司的关系在促使马雷尼斯的反对者将他们对这些旧问题的新观点进行清晰阐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1948）剧照。
当马雷尼斯遭遇个人经济困难时，英格兰正走向严重的贸易萧条。17世纪20年代标志着严重经济衰退的开始，特别是在布料贸易方面。这些危机如此广泛而明显，以至于詹姆斯一世在1621年采取了不寻常的措施，呼吁成立一个贸易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622年到1623年期间被召集起来。
就是在这个委员会中，马雷尼斯遇到了托马斯·孟。
开启一种公共辩护方式：著书立说
与马雷尼斯不同，孟不以文字被人所知。他的声望源于他是一个沉稳、冷静、直言不讳的商人。他用直截了当的文字写作，没有马雷尼斯寓言式的华丽辞藻、早期作品中常见的对话结构，以及充斥在其他文本中的文学典故。我们对他的教育背景知之甚少。马克斯·比尔（Max Beer）形容他是“纯粹而简单的商人，与学术毫不沾边”。正是在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期间，孟撰写并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
关于垄断罪恶的普遍观点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20年代受到了更直接的威胁。那个时代的金银本位主义的主流思想导致人们普遍认为，白银的出口正在减少国家的财富，降低了货币的可获得性，并导致价格上涨到不正常的高度。通过出口金条，在对英国产品缺乏需求的地区购买商品，来为其贸易提供资金。它们被威胁应该受到外国资本市场监管，也受到了金银本位主义者的积极攻击，后者指责这些公司造成了英国糟糕的经济环境。正如孟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撰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向反对东印度公司出口黄金以购买亚洲商品的做法的公众进行解释。
自1550 年至1720年，英国关于经济的书籍（以及册子文章等）出版变化。17世纪中叶是开始大量涌现的阶段。图片来自《贸易与国家》作者埃里克松在2018年的论文《企业与经济思想的兴起》（Compani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 Thought）。
孟的做法是在追随其他著名公司商人的脚步。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商人冒险家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的秘书，被认为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公共辩护方式。
1601年，惠勒发表了《商业论》，为商人冒险家公司的行为进行了冗长、明确的辩护。他是在回应10年前针对其公司日益激烈的批评。16世纪90年代，商人冒险家公司击败了汉萨同盟和主要商品经销商公司（Merchants of the Staple），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海外贸易组织。商人冒险家公司是一家专门出口布料的公司。由于其突出地位，当贸易萧条袭来时，它成了主要的替罪羊，而这些指责也并非没有依据。
为了在16世纪90年代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提高利润，商人冒险家公司开始集中经营，沿着主要商品市场的模式，将布料市场限制在英国几个小的港口。这些措施通过限制交易渠道进一步抑制了贸易。这引起了那些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布料的人的批评，他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方式来销售他们的货物。
这也激怒了公司内部的成员，他们很快发现这种限制纵容外来者取代公司的常规运行。公司的成员开始通过在限制区域内交易来进行反抗。该公司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谴责其内部成员的非法行为。托马斯·米勒斯（1550—1627）是一名海关官员，他在《顾客致歉书》（1599）一书中批评了商人冒险家公司及其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简而言之，整个冲突导致失控，并引起了议会的注意，议会开始重新考虑将特权赋予垄断公司这一做法的利弊。
约翰·惠勒的辩护围绕着当时和那些维护垄断特权的人所共有的一个论点。他的立场是，获利交易必须是公正和有序的，且公司管理层提供必要的秩序。惠勒是都铎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制度的倡导者。在一个对商人及其活动存在固有不信任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抑制和控制个体商人的自私商业活动，以使他们的活动造福公众。国家没有能力有效地控制商人的活动，这些公司是妥协的产物，是政府批准的协调商人活动以抑制英国商人之间的竞争的手段。
《奥斯汀书会》（The Jane Austen Book Club 2007）剧照。
我们很难说清楚这种崇高的抱负是否真的是特许公司形成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垄断特权被广泛分配的动机，还是说这种做法只是为了充盈国库的腐败行为。但至少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说法一直是一种被接受的、常见的论证模式。
惠勒的论述对于理解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的驱动力或其他经济生活的原则的贡献不同于马雷尼斯或孟的论述。然而，它确实包含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对于那些了解《国富论》的读者来说，这段话听起来熟悉得令人可怕：“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的合同、卡车、商品，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易更为普通和自然，因此三个人几乎不可能同时交谈两个小时，但是他们会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讨价还价中。”
惠勒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其新的宣传模式。这本出版物是为商人冒险家公司进行的辩护，旨在改变公众舆论，从而赢得皇室和枢密院的支持。米勒斯与惠勒之间的辩论是商人、税务官员和金融家之间关于特许公司利弊的激烈争论的早期实例。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与亚当·斯密著名的“卡车、易货和交换的倾向”如此相似，这些著作的出现并非没有基础。它们是为了他人阅读而写成的。
最重要的是，它们被亚当·斯密这样的人以及他的前人们读过，这些读者开始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经济生活图景。当孟出版《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时，他不仅回应了具体的情况，而且借鉴和扩展了一类有关贸易的特定作品，这些作品正在迅速形成特定类型，主要受到围绕大型特许公司的经验和争议的影响。
孟在《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中首先回应了在此之前发表的著作中的四个常见的反对海外贸易的观点。这种方法很常见，通常会产生散乱的不协调。而孟一反常态，设法从他的回答中组织出一个连贯的论点。
书中第一句话引导读者关注国家繁荣的问题：“商业贸易不仅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实践，有助于让国家间的交往变得如此有价值，而且（我可以这么说）也是王国繁荣的试金石。”孟辩称，东印度公司将商品以低于通过黎凡特航线运输的价格运入英国，从而避免了白银落入“异教徒”（即控制这条路线的土耳其商人和统治者）手中，并降低了英国消费者的成本。他指出，贸易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和海员就业的增加。他似乎已经阅读了马雷尼斯以前的著作，并承认有关滥用货币兑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