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
50年前，每年10月18日，生产队的马车就开始每家每户送大白菜了。在这之前，还要分一些地瓜给公社社员们。
苏轼有首诗是这样歌颂地瓜的: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不思马少游。这是若干年后我读书时，王向峰教授特意讲到的一首诗。也就那段时间，我对地瓜有了一丝尊敬，也愿意接受红薯这个充满画面感的名字，但是毕业以后，还是感情复杂地把它叫回了地瓜。没办法，王老师美学思想改造不了我和沈阳人对地瓜的固有看法。
在我几十年的印象里，沈阳地区从未把地瓜当过主食端上饭桌，偶尔唱回主角，也是有高粱米、苞米茬子粥在一旁辅佐。正因为唱不了主角，地瓜就像腌咸菜的主角玉根头一样被种在比较贫瘠、边缘的土地。
我们家和邻居有点不同是可以分到更多地瓜，父亲在副业队当队长，副业队有个很大的果园，果树下面栽满了地瓜。问题来了，果园是在一个经年累月形成的坟地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我家分得的地瓜是和百年、千年前人类遗骸相生相伴的，因此，怎么看地瓜的形状都和那些遗骨长得很相似，这也加剧了我和地瓜本不亲密的距离。
即便当副食，我吃地瓜也很挑剔，基本上就是在灶坑还没燃尽的碳火里埋入地瓜，待火星一点都没有时，地瓜也基本熟透了，味道跟现在烤地瓜很相似；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把地瓜切成片，放在取暖的铁炉盖上烤。有次我的发小小军着急，用木块去捅压炉盖上的地瓜片，结果用力过猛捅翻了炉盖，一只手上的皮瞬间脱去了一大半。若干年后，我们在一起回想往事时，小军还不住的感慨:跟你混，基本受伤的都是我啊。
往前数，大概是1969年，我跟着母亲回到了山东安丘。那时候老家的主食基本就是地瓜面窝窝头，那一个月我基本霸占了家里仅有的一些白面，那些黑紫色、发硬发甜的东西偶尔入口，但足以让我的胃对它充满敌意，这也是我为什么至今对地瓜敬而远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对地瓜稍有好感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了，东北有道菜叫拔丝地瓜，有那么一段时间，几乎所有婚宴上必有其存在；另外，烤地瓜的车子几乎瞬间涌满了大街小巷，那味道也让我有了些许对灶坑的美好回忆。更主要的是，现在的地瓜品种在逐渐改进，含糖量和香味在增加，偶尔吃回地瓜竟然让我对自己以前的态度产生了怀疑:究竟是没挨过饿的我对地瓜充满了矫情？还是苏轼、王老师的美学思想改变了我的认知？
一年前，我应邀来到了拿谷中医。他家茶台、洗手台放了两盆郁郁葱葱的藤状绿植。见我表情充满了狐疑，妹妹问道:哥哥，你真的不认识这是啥东西吗？我犹豫着说:肯定不是绿萝，长得……很像地瓜秧。妹妹脸上放着光:真的是地瓜秧，可比绿萝还好养呢！
除了果腹、当副食、做小食品，地瓜竟然可以美化环境了！我决定重新尊重这种东西。家里刚好有两箱别人送来的地瓜，我打开一箱发现很多都生了芽。问太太为啥不蒸了吃，太太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蒸多少都是我一个人吃。我把地瓜上大一点的芽抠下来放到碟子里，然后对太太说:它今天开始叫红薯了，叫红薯就和地瓜不一样了。太太摸了摸我脑门:你也没发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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