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则是各位大名士的“养名”之路。彼此关系相近者，通常会“激扬文字”、“互相题扶”。就像小说《三国演义》中，孔融、祢衡与杨修三人，每天都互相吹捧，大吹法螺。
更严重的是，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了察举制的选拔。作为汉代最基本的选官制度之一，而察举制的一个流弊，便在于才子德行的好坏，直接受地方长官所累。
如此一来，州郡高族之间互相题扶，便成了常事。如此一来，寒门想要入仕，须得向地方长官表现忠诚，或以师徒相称，或是通过联姻。
反观士族子弟，却能轻松入仕。汉末时期的孔融、曹操、袁绍等人，皆是举孝廉出身。但问题是：这些士族子弟的“孝廉”之行，多是地方长官吹捧出来的“气球”，一捅就破。
02、朝政儒学化的利弊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蜀汉后期出现的窘境。要知道，刘备与诸葛亮的选官原则，是与汉代选官一脉相承的。
简而言之，重名气而轻才学！
刘备入蜀之初，便招揽了两个“吉祥物”。一个是许靖，一个是马超，二者一文一武，其相同点在于：名气太大，但就是不给实权。
关于这一点，法正在劝谏刘备接纳许靖之初，便说得很清楚了：
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
这个想法，固然是好的，但是后面的一以贯之，却将蜀国政坛拖入了泥沼。诸葛亮按德行、名气选拔出的人才，除蒋琬、费祎之外，如马谡、诸葛瞻、董阙、姜维等人，只是言过其实，不可堪当大用。
回过头来，再看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便知其眼光高绝。为吸纳寒门人才，曹操摒弃了他们出身、德行上的不足，这才造就了曹魏账下日后“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盛景。裴松之注引《魏书》评曰：
（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话虽如此，这种“唯才是举”的选拔方式，并非是一劳永逸的。
在曹魏后期，一些隶属于曹魏嫡系的重要官员，竟然倒向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可见这些人的才能虽然过人，但品德却是无法保证的。相比之下，蜀国后期人才虽然凋零，但品行却是值得保证的。
至于主张投降的谯周等人，却是益州土著的话事人，他们迷信谶纬思想，常年被刘璋、刘备、诸葛亮打压，在邓艾灭蜀期间，这才得以抬头，要以劝降之功以证其名，端的是鼠辈人物。
不过，曹操的这种行为，却已经对传统的封建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虽然曹操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建立起属于曹魏的阵营，但这种方式的确是给了儒学一个重大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