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话派”不仅将自己的刊物在上海等地传播，而且还通过关系拿到海参崴去散发。甚至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等学校中，也有《我们的话》在流传。
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处收到了从中山大学截获的《我们的话》，这一情况引起*处副主任米夫的高度重视，他随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了一信，指出：
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
此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托派分子的活动。他们认为，受托洛茨基理论影响的，是一些理论水平不高，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人。鉴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已经将托洛茨基反对派定性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工具”，并开展了对反对派的严厉打击和批判，远东局便要求中共中央密切注意中国托派的动向，以便随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坚决肃清反对派的一切企图。
1929年6月20日至7月1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远东局成员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中专门谈到托派反对派问题，提出要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陈独秀为何主动成为托派分子？1929年5月，陈独秀从归国学生王平一手里，拿到从苏联带回国的一些托派资料，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认真看过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受过政治风雨磨炼的人，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又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他对是否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还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
对此，郑超麟有如下回忆：
我们并非一下子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的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
然而，陈独秀最终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陈独秀作出这一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这就是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不满。自从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之中。他觉得自己身为中共中央*，自然对大革命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他认为，莫斯科方面也有责任，是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并且一直不同意退出国民党，结果使共产党失去了自主权，被动地受制于国民党。然而莫斯科不是诚恳地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采取了诿过于人的做法，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而中共中央因受共产国际的掌控，所以不得不把责任全部揽下。
感到孤掌难鸣的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后，终于找到了知音。
他惊喜地发现，早在大革命时期，托派茨基就反对过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这与他自己当时的主张完全是不谋而合!而托洛茨基所总结的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尤其是对斯大林派的谴责，也正好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陈独秀不由得从思想上和感情上贴近了托洛茨基。
他在后来曾毫不顾忌地告诉共产国际*：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
8月5日，陈独秀又提起笔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派理论后，向中央全面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八七会议”后党的失误以及目前党的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认为：
是因为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而产生机会主义政策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大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
关于中国革命当前的形势。陈独秀分析说，
“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由于不能勇敢地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个既成事实，没有采取退守的政策，反而在主观上肯定革命高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采取了直接进攻政策，使得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战士因之丧失殆尽。
据此，陈独秀指责：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
陈独秀在信中特别提到党内民主问题，强调民主对于党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并指责中共中央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说：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如果你们老是固执着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地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地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地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
“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阻住了党的进步。
在信的末尾，陈独秀说明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
“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地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这一次，中共中央并没有如陈独秀所愿，将他的信刊登出来。但在中共中央于8月1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将反对中国的托派的斗争和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指出了机会主义与托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