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四 乌拉尔南部墓地中出土双驼互搏图像
1.“Besoba”墓地出土 2.“Piatimary”墓地出土 3-4.“Filippovka”墓地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骆驼是一种性情较为温顺的动物，中亚、哈萨克斯坦所见骆驼图像多表现为站立或前蹄伏卧的姿态，风格较为写实，体现了骆驼温顺的特点。然而，“F i l i p p o v k a”所见骆驼却表现出张口呲牙的凶狠形象，融合了猛禽类格里芬的特点，偏于抽象化，与其真实形象差距较大。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到了阿尔泰地区的影响。如“F i l i p p o v k a ”一号墓出土一件驼首金饰片，与巴泽雷克“T u e k t a ”一号墓出土的驼首木雕几乎如出一辙。
图五 融合格里芬特点的骆驼图像
1-3.“Filippovka”出土骆驼金饰 4. 巴泽雷克驼首木雕
同一时期，骆驼也广泛出现于中国北方及其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从汉文文献来看，中原地区至迟在战国时期就知道了骆驼这种动物，称之为橐驼、牥牛、封牛等。《山海经》、《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史籍中均有对于骆驼的记录。《山海经·北山经》载“（虢山）其兽多橐驼”，郭璞注“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其负千斤，知水泉所在也”[13]。
《逸周书·王会解》载：“伊尹献令，正北空洞，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诸国以橐驼、骡马、駃騠为献。”[14]《穆天子传》载：“天子饮于文山下，文山人归遗乃献……牥牛二百，以行流沙。”[15]一般认为这些文献的创作年代不早于战国。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原地区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中了解到骆驼的。显然，战国时期骆驼已成为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畜种之一。
与此呼应的是，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有骆驼图像装饰的牌饰，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前1世纪之间。骆驼与羊、马等共同作为这一时期北方草原最常见的家畜被用于装饰，其表现形式可大致分为几类：驼首、伏卧状骆驼、双驼伫立、骆驼与其他动物搏斗、人物骑骆驼。其中双驼伫立、骆驼与人物形象一起出现是数量最多的两种题材[16]。（图六）
图六 北方草原出土骆驼图像
一般来说，中国北方的动物纹艺术受中原风格的影响，相比起欧亚草原西部同类作品，叙事性更强，更注重表现“场景”，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骆驼图像属于欧亚草原动物纹艺术的一部分，亦表现出了这种差异[17]。此外，马艳注意到，有骆驼图像的牌饰较为特殊，不但造型相对固定，而且无论是透雕还是浮雕，多为鎏金作品。这意味着骆驼牌饰的使用者可能是级别较高或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群[18]。
要之，在公元前一千纪，骆驼已普遍出现在广袤的欧亚草原地带。在游牧经济生活中，骆驼的地位并不如马、牛、羊重要，主要是作为特殊情况下的负载动物，并非普通家畜。因而，随着社会的分化，拥有骆驼可能成为一种地位、财富的象征。
二、北疆地区骆驼的扩散
西域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材料多集中在北疆地区。其中，轮台县群巴克二号墓地出土的骆驼骨骼年代最早，亦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能够确认属于驯化骆驼的骨骼材料。群巴克二号墓地为察吾呼文化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流行在墓室周围埋葬儿童小墓和马头、牛头、骆驼头或整马整狗的习俗。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和群巴克一号墓地、察吾呼墓地等类似材料，发掘者将察吾呼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950年—前600年之间[19]。
尽管该骆驼头骨并未进行鉴定，但从察吾呼一、三号墓地普遍流行随葬家畜的情况[20]来看，可以认为群巴克墓地随葬的骆驼是驯养的[21]。察吾呼一号墓地M315出土的一件单耳带流陶罐，颈部装饰了7峰伏卧骆驼图像。（图七）察吾呼文化的彩陶十分发达，一般认为与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22]。
然而，甘青地区的彩陶绝大多数都是以各种几何图形为基本纹样，极少直接表现具体动物形象，而察吾呼墓地彩陶却是动物纹艺术风格的典型做法。同时，察吾呼墓地还出土了卷狼纹铜镜、鹰头狮身兽铜铃等典型的欧亚草原文化器物，这些与殉马、殉驼的习俗显然均为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23]。
图七 察吾呼一号墓地出土卧驼纹带流陶罐
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M80的墓室填土中，出土有牛骨、羊骨和骆驼头骨。该墓地共有墓葬106座，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差异，年代被认为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个别墓葬可能更早或者更晚一些[24]。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陶器来看，该墓地可能与察吾呼、苏贝希等文化以及中亚地区可能都存在联系。M6出土的一件骨剑鞘，通体装饰动物纹饰，为典型的欧亚草原器物[25]。剑鞘两侧突出的四个半圆形部分上均有一个小孔，用于将剑鞘牢牢地固定在佩者的腰带和大腿处以免滑落。这种形式的剑鞘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在南西伯利亚、萨彦阿尔泰、图瓦地区就已出现。（图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