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八 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与欧亚草原出土四叶剑鞘
鄯善县三个桥墓地发现了6座牲畜坑，均为竖穴土坑，平面呈圆形或矩形，坑内埋驼、马，年代约在战国或更晚一些[26]。简报中并未说明这些牲畜坑与同时代墓葬之间的关系，推测应为邻近墓葬的殉葬坑或祭祀坑。年代稍晚一些的交河故城沟北墓地，发掘了汉代墓葬55座，其中17座有殉牲坑，包括马坑51座，驼坑4座，坑内均埋葬完整牺牲。其中单M16就殉马29匹、骆驼3峰。M01号墓还出土了两件卧驼纹金饰片，嘴、峰和腿部留有钉孔，应为缝缀连接衣服之用[27]。这两处墓地属于苏贝希晚期文化，与欧亚草原、尤其是东部地带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28]。
哈密石人子沟遗址M012，地表封堆西侧有三座埋葬动物牺牲的殉牲坑，其中一座殉牲坑K1发现1峰比较完整的骆驼，该墓葬为中型贵族墓葬，年代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此外，居址也发现了零星骆驼骨骼[29]。经动物考古学分析，这些骆驼确属家养骆驼。其功能主要是役使、殉牲和食用[30]。研究者将该地区这一时期遗存命名为“红山口——石人子沟二期遗存”，认为其形成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带尤其是蒙古高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1]。
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32]、哈密市小东沟南口墓地[33]、柯坪县亚依德梯木遗址[34]等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都曾发现过骆驼骨骼，但均未进行深入研究，年代、文化内涵等情况亦无法知晓。
除动物骨骼外，新疆地区还发现了一些与骆驼有关的图像和人工制品。阿勒泰塔尔浪出土一件青铜驼首刀形器，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后[35]。（图九，1）类似的驼首纹饰亦见于锡尔河下游维加里克墓地第四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5—前3世纪[36]。（图九，2）该墓地被认为属于马萨革泰人，与来自东方的斯基泰文化关系密切。
哈密艾斯克霞尔南墓地M27出土木一件木箜篌，残存箜篌的部分音箱，音箱顶端雕刻成骆驼，造型手法简练生动。（图九，4）经初步研究，该墓地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属于焉不拉克文化类型。[37]
图九 北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图像
1. 塔尔浪出土驼首刀 2. 维加里克驼首铜饰 3. 交河沟北出土骆驼金饰片 4. 艾斯克霞尔南出土箜篌残件
此外，游牧民族还在山间岩壁上创作了大量岩画，其中不乏骆驼形象，尤以东部天山地区为多。虽然这些岩画的年代还无法准确判断，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应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38]。
总体来说，公元前一千纪以后，骆驼及骆驼图像较集中出现在北疆地区。尽管具体每件材料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各不相同，但殉葬骆驼的习俗和在艺术中使用骆驼图像的做法，无疑都属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三个桥、交河沟北和石人子沟出现了整驼殉葬的做法。
前两处墓地所代表的苏贝希文化，最新研究认为属于大月氏人的遗存，交河沟北大墓的主人可能是一位小月氏酋长[39]。石人子沟M012则一般被认为属于匈奴贵族墓葬。这些墓葬的殉葬坑成为了墓主人的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40]。这直接反映了月氏、匈奴人群在这一时期私有经济发展、氏族组织解体、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变化[41]。
张小云、罗运兵认为，尽管目前最早的驼骨材料多集中在北疆地区，但这里可能并非家养双峰驼传入中国的最初地点[42]。本文认同这一观点，新疆的早期骆驼驯养和相关图像都属于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一部分，与北方地区的动物纹艺术大致在同一时期。骆驼可能在更早的阶段经蒙古高原或河西地区就已进入中国。
三、南疆地区骆驼的扩散
西域的南部和北部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在文化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北疆总体上属于广袤的欧亚草原的一部分。南疆则主要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尤其是塔里木南缘，居民是以一个个绿洲为中心，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定居灌溉农业经济为生。不过，南部的绿洲中也屡屡出土草原文化遗物。这说明，欧亚草原与沙漠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联系。
骆驼原本是草原游牧人驯养的家畜，正是随着南北之间的交流，在战国时期，逐渐从北疆扩散到南疆的沙漠绿洲。能够长时间忍受恶劣环境的生理特性，使得骆驼很快成为了沙漠交通的主要运输工具，极大的提高了散布的各个绿洲之间的交往频率和交流程度，从而推动了沙漠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的最终建立。
南疆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骆驼骨骼材料见于于田县的圆沙古城。该遗址出土可鉴定的骆驼骨骼标本193件，最小个体数为10个，占家畜总数的17.9%[43]。考古工作者还在城内采集到了骆驼鞍具，可知骆驼是被役使的[44]。从骨骼上留下的切割痕迹来看，无法役使的老年骆驼被宰*食用[45]。根据古城形制、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数据判断，圆沙遗址的年代约在战国—西汉时期，为《汉书·西域传》中的扜弥国所在[46]。
扜弥国居民采用的是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经济，城内窖穴中出土有谷物、城外有密集的灌溉渠道。不过，对墓葬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鉴定却表明，扜弥国居民属于高加索人种。部分墓主人还戴着尖帽，这是塞人的典型特征。城内出土的鹿纹木盘、卷狼纹铜牌饰、有柄铜镜等草原文化风格器物亦证明，至少有一部分扜弥国居民可能是来自欧亚草原的“塞人”。
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大致在公元前2世纪，“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48]。原来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受到西迁的大月氏打击，向南迁徙。《汉书·西域传》载：“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48]同时，这些塞人中应有一批到达了扜弥。由此推测，南北之间的这种迁徙和交流在战国时期应该就已经存在，骆驼正是被这些草原移民带到了塔里木盆地南缘。
这一时期南疆出土遗物中亦可见到大量骆驼图像。无疑，丝路南道上的诸小国已经普遍驯养和使用骆驼。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若羌县罗布泊西岸采集到一件骆驼纹铜饰件，仍带有有草原文化风格，年代约在战国时期。罗布泊西岸属于楼兰国境内，楼兰在公元前1世纪又改名为鄯善。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49]
且末县扎滚鲁克一号墓地85QZM4出土一件毛织物，在原白色地上用红色颜料绘制相间排列的野猪纹和骆驼纹，呈行走状；同墓地所出另一件帔巾的补丁上也嵌缂有样式相同的骆驼纹形象。（图一一，1）96QZIM17出土的一件木桶上，也线刻有大角鹿和一对骆驼的形象，左驼半蹲、右驼直立，线条流畅，富有动态。（图一零，2、3）发掘者认为这座墓的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早期且末国居民墓葬[50]。该墓地可见大量游牧文化因素，如许多木器上装饰了鹿纹、反转动物纹、双狼纹等，骆驼纹亦属同一性质，体现了其来源与草原地区的联系。
图一零 南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形象（一）
1. 罗布泊采集铜骆驼 2-3. 扎滚鲁克96QZIM17出土木桶
西汉前期，匈奴将塔里木盆地纳入势力范围，将西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张骞凿空和此后西汉对西域的经营，更进一步推动了三十六国的交流。骆驼是诸国之间交流的主要交通工具。洛浦县的山普拉墓地，一般认为是古于阗国居民的墓地，其早期墓葬（公元前1世纪—公元3世纪中期）中出土有多件骆驼纹缀织绦裙。（图一一，2）和田市的约特干遗址，被认为是于阗国都所在，也曾出土过多件陶制、铜制骆驼像，研究者认为其年代在公元前1-公元1世纪之间[51]。（图一一，3-6）其中的陶两件骆驼，清晰地表现了在双峰之间捆绑着负载物品。
图一一 南疆地区发现的早期骆驼形象（二）
1. 扎滚鲁克毛织物骆驼纹 2. 山普拉绦裙骆驼纹 3-6. 约特干采集铜、陶骆驼
四、汉代以来骆驼的扩散
汉朝为了经营西域而发动的各项政治、军事行动，更是需要动用大量的骆驼作为负载动物。如《汉书·西域传》载：“康居亦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千匹，迎郅支。”又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52]在西域和河西地区的战争中，骆驼也是必不可少的粮草运输工具、重要的战略资源。
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出兵再击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53]。
《汉书·西域传》亦载：“（汉武帝）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同传中乌孙在统计从匈奴处获得的战利品时，也将骆驼与马、牛、羊、驴等家畜一起计算：“昆弥自将翁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人，至右谷鑫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于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54]
骆驼的使用和养殖规模迅速扩大，并成为官方养殖的畜种，以满足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所需。《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汉设有“牧橐令丞”，属太仆[55]。官方养殖骆驼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罗布淖尔汉简中均刻见到相关的记录[56]。
从战国到汉武帝以前，骆驼对于中原人来说是一种北方草原的“奇兽”。如《战国策·楚策》中说：“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57]《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58]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2号墓各出土了一盏人骑骆驼铜灯。铜灯造型稚拙，显然制作工匠对骆驼并不熟悉，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异域风情的代表加入艺术创作中。（图一二，1）直到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冒顿单于遗汉书，“使郎中故使郎中係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59]。骆驼仍可作为珍奇之兽被用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