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汇丰银行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步步紧逼，把胡雪岩欠钱的消息透露出来。于是各地开始争相挤兑胡雪岩的票号。汇丰银行这招釜底抽薪，让一代首富硬生生搞*。实际上汇丰银行这次“作妖”皆因背后站着李鸿章，汇丰银行等于是充当了李鸿章打手的角色，帮助其削弱左宗棠的势力。这就是汇丰介入清朝政府内部党争，让腐朽的清政府内斗内耗以至于内伤，这正中了帝国主义下怀，更符合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扩张。内斗搞残清政府让其无力与帝国主义抗衡；整垮胡雪岩让其资本控制中国扫清道路；又能在帝国主义面前鞠躬行行赏；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汇丰又怎么会错失呢？内斗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中国不战而败于法国，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而汇丰银行由于抱紧了李鸿章的大腿，从清政府那里拿到了大量的业务，比如修建唐山铁路时汇丰银行就被指定为收款银行，包揽了外银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业务，包揽了外资银行在华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并陆续获得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总额4136万两，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金额2897万两，占百分之七十。汇丰银行在放贷中都附加了苛刻的政治条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清政府向汇丰贷款以偿付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汇丰给出“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在借款偿清前必须由英国人担任，中国关税主权就这样被英国把持了。
189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把对华贷款视为瓜分中国的手段之一，激烈争夺借款优先权。其中，占得先机的汇丰银行独占鳌头。八国联军侵华后，汇丰银行精心设计、一手承办了《辛丑条约》的赔款内容：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等作抵押），相当于清政府24年全部税收。汇丰借此成为中国关税的独家代理。1903年，汇丰银行介入宁沪铁路借款事宜，向清政府提供事业贷款，由此掌握沪宁铁路管理权。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袁世凯借口办理善后改革，向国际银行长期贷款。其中，汇丰银行开出“善后大借款”，要求以中国盐税为担保，所有盐税收入必须储存在汇丰等五家外国银行。至此，中国关税和盐税——两大主要中央税收的存管权都被汇丰攫取。汇丰银行成为当时中国财政金融的主宰，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同时，汇丰银行还通过吸收存款、发行纸币，大力资助外商企业。1934-1938年，汇丰投资的在华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百分之十五。此外，通过垄断国际汇兑，汇丰银行还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到民国时期，汇丰银行通过调整汇率、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外商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1949年之后，汇丰银行随即结束了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仅保留上海分行，转而以香港为大本营继续发展，并面向全球、谋划起新的“帝国版图”。长期以来，汇丰银行在香港起着准中央银行的作用，是香港金融业的主要控制者。汇丰银行独占了港币的发行权。1965年，明德银号价值700万港元的支票遭拒付，引发香港银行危机。香港恒生银行受此波及，多次发生挤兑事件，一天之内，失去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之十七。为挽回局势，恒生向汇丰求助
最后，汇丰收购恒生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从而奠定其在香港银行零售业的垄断优势。就这样，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汇丰银行享受着多项政治、经济特权。都1991年，汇丰的存款占到全港银行存款的百分之四十，总利润的百分之六十来自香港市场。直到中国收回香港之后，汇丰银行的总部才从香港撤离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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