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这场考试变数太多。在第一门课开考之前，监考老师临时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决定，填报中专的考生可以改报大学，只需加做数学卷上的那道二元一次方程求根公式推导题。
从1966年开始停止了七年的高考，在1973年注定会一波三折。两天的考试结束了，大家打起行李铺盖，回到生产队。不久，等待入学通知的我们又接到一个通知，入学考试成绩取消。原因是辽宁的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交了“白卷”，并在卷子后面给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
最后，一场热热闹闹的招生考试，重又回归为基层推荐。各校的招生名额从县里分到公社，又由公社的有关部门按生产队进行分配。我们生产队只分到一个名额。于是队里召开了社员大会，以投票的方式在报考的人中推选入学者。而我因得到的票数最高，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就这样在下乡四年后，我从农村挣巴出来了。
在齐齐哈尔市完成了两年的学业，毕业分配到了哈尔滨郊县阿城的一个大型国企。尽管那里还是远离家乡亲人，但比起爱辉的那个小村，已经近了好多好多。我在那里安心地工作、生活、结婚、生子。在那里我得到了很多，舒适的住房，亲如兄弟姐妹的朋友，如同师长般尽心栽培我的领导。我还经单位批准，通过成人高考获得了去北京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工作顺利生活安稳，曾经向往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回家”的念头也就日渐淡漠了。
两代人的轮回
一个新的补偿政策打破了我原本平静而安逸的生活。1989年3月21日，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粮食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允许一名年满16周岁或初中毕业以上未婚、未就业的子女来沪就读入户……”
这个消息是退休后在居委会工作的大姐带回来的。那时，我儿子已经上初中。为了我儿子回沪，家里的亲朋来了个总动员。大姐去街道、派出所办理我儿子返沪的所有手续。妹妹和大姐的小女儿、女婿为我儿子择校，办理入学手续。一切办妥之后，我借出差的机会，把儿子送到了我母亲和作为监护人的妹妹身边。由于上海和黑龙江两地教材不同，为了让我儿子尽快赶上新学校的教学进度，妹妹和大姐的大女儿、女婿又想方设法为他联系家教。在东北长大的儿子从未离开过我，初到上海的他生活不习惯，也听不懂上海话，常常想家。于是，他的那些姨、姐、哥只要有空便来看望他，陪着他出去游玩散心。
按理说，有亲人们对我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然而，知青子女返沪政策仍是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儿子可以替代我回到上海，并在上海接受较好的教育。忧的是我的儿子又像我当年一样远离父母。这两代人的轮回，让我真正体会了当年我离开家时，我父母的心痛和担忧。尽管一个是沦落小乡村，一个是踏进大都市。况且，我儿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值青春叛逆期，任何挫折都可能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乃至影响他的一生。对孩子的思念和担忧如尖刀剜心，常使我难以入眠。尤其是每每听到电话那头儿子想念我们的哭腔，我便心痛如绞泪如雨下……
儿子是根，根迁走了，我的心便也随着迁走了。还记得那时候费翔唱的流行歌曲《故乡的云》吗？“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那令人神伤的歌声就仿佛是母亲对我的呼唤，儿子对我的期盼。一个念头在脑海里陡然升起，为了年迈的母亲，为了未成年的儿子，我必须回家！尽管如此一来，我将抛弃在那里奋斗20年所获得的一切，到新的地方从零开始！但为了亲人，我将义无反顾！
二十年后回家
一天，单位来了一位客人，是杭州某新建化纤厂的总经理。这位年轻的总经理，是来我们单位学习考察，私下里也是来挖人的。这个企业虽然很小，生产规模还不如我们的一个车间，但无论如何，它地处杭州市里，比起阿城，杭州可是离上海近多啦！
于是我开始找单位领导恳谈，希望他们能放我一马。然而，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余年，但作为国企的职工，想要流动还是非常艰难的。好不容易才说服工厂领导将我放行，并同意让我自带档案前往杭州。
到了杭州，那位总经理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很好的宾馆，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还安排我们游西湖。走在西子湖畔，想着就要到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心里那高兴自不必说。一起结伴前往的同学甚至感叹：“能到杭州，哪怕以后在西湖边卖茶叶蛋也行啊！”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的美梦落空了。原来，这位年轻的总经理在人事调动上遇到了阻力。他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不允许将我们调入，理由是该位总经理从外地引进人员没经过他批准。年轻的企业老总，原本想让我们带着档案到杭州，形成“逼宫”的势态，逼迫他批准这次人才引进。但他太嫩了，尽管，他的领导在这家新企业成立时，让他带着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下去担任企业总经理，并承诺他有用人的权力，但国家用人制度不改，他的这一权力是空的。
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我们满怀憧憬来到西子湖畔，期待在这座号称“天堂”的城市里落脚，可以离上海近些，离妈妈和儿子近些。可是却因为这所谓的“权力之争”，让我与这座城市失之交臂，擦肩而过！
带着无限的遗憾我们垂头丧气地重新踏上北归的列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火车在夜色中到达哈尔滨。出站，看到原单位的赵总正笑吟吟地站在奔驰车旁伸手迎接我们。他轻声而坚定地对我们说：“走！回家！”
虽然赵总亲自赴哈尔滨迎接的举动让我万分感动，可是我南归的信念一点也没有动摇。因为，在上海有年迈的老母，更有年少的儿子在日夜呼唤！
上天眷顾，机会又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浦东开发建设的步伐加快，需要大量人才。我从纺织部举办的企业高管岗训班上获得一个信息，一家注册在浦东的中外合资企业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基本条件是45岁以下、中级职称以上。我和先生不仅符合基本条件，而且我先生正好具有这方面专业技术，且积累有20年的工作经验。获得了这个信息，我妹妹又开始为我的调动到处奔走。在妹妹的斡旋下，也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指点下，作为人才引进，先生和我通过考核被这家企业录用了。当然，联系调动是背着我的工作单位悄悄地进行的。我和先生依旧不动声色地照常上班。妹妹则在上海紧锣密鼓地为我们办手续。1995年1月初，我们拿到了上海市人事局的调令。终于可以回上海了！母亲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我们一家三口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了！
先生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原单位安排的去德国考察的机会。我们分别交待了工作，以1.8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打点起行李包裹，向公司建设初期开始共事了二十多年的同学、同事一一道别。从拿到调令到启程离开，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在朋友们依依惜别的送行宴上渡过，醇醇烈酒里饱含的情义浓得化都化不开！二十多天后，当所有的家什装上了集装箱，我返身回到屋里，把空荡荡的房间扫了一遍，反锁上门，独自一人站在充满阳光的温暖的屋子中央。环顾四壁，每个角落都有我生活的信息，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不舍。于是，我放声大哭……
从16岁离家闯荡东北，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家，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眼下，多年的夙愿成现实，要离开这片黑土地的时候，心里充斥的却是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的感觉。
1995年春节，在先生的老家陪着公公吃了我们在东北的最后一顿年夜饭。年初一，返回哈尔滨，向这里的亲朋好友告别。初二晚上，带着一大堆随身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躺在车厢的卧铺上，枕着滚滚车轮，听着那铿锵的声音，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到了上海，上海站大门敞开着，无人检票！
年初四凌晨四点多，58次列车稳稳地停在了上海站的月台边，亲人们早就等候在这里，儿子欢呼着向我们跑来。当我们一行人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走向北区出口时，那场景竟然与我的梦境一模一样！
在外漂泊了27年，我终于回家了！胸中涌上一股热流，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想扑进母亲的怀里痛哭一场。但是，在踏进家门的一霎那，看到安静地端坐在那张熟悉的放着热腾腾早餐的方桌边，正满脸欣喜地望着我们进屋的年过七旬的老母亲时，我忍住了。
回家，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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