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过推恩令和淮南王刘安的反叛案，刘氏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但相对于其他势力依旧不小。实际上从刘邦建立郡国并行制开始，刘氏诸侯王的威胁一直都存在。经过汉文帝、汉景帝和刘彻的层层削弱，诸侯王们的实力已经基本被分化瓦解了。但刘屈氂毕竟是朝廷的丞相，在他掌权的情况下，再联合各地的诸侯王，这将给诸侯王势力死灰复燃带来机会。而对皇权有想法的，除了老一辈的诸侯王外，刘彻的儿子中燕剌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都是野心勃勃之辈。所以刘彻对于屈氂并不放心，只是利用他来打击刘据集团的党羽罢了。
对于法家大臣，刘彻的态度是可用而不可靠。他之所以采用外儒内法的治国策略，就是因为法家大臣不可靠。法家学说非常功利和激进，这在治国之中是双刃剑。既能够将国家治理得突飞猛进，也会留下很多祸国殃民的隐患。刘彻没有任用张汤这样的酷吏当丞相，坚持用太子党的儒家大臣掌握朝政，就是避免法家掌权后使西汉走向秦朝的老路。由于秦朝的前车之鉴，法家学说在西汉的名声并不好。一旦让他们掌握朝廷大权，必然引起全天下诸子百家群起而攻之，这会引发极大的动乱。刘彻用了法家几十年，对其根底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刘髆的党羽是这三个部分组成的，他即位后必然重用这些大臣，最坏的结果很可能使西汉变成第二个秦朝。秦朝统一天下后十五年便亡国了，尤其是秦始皇死后只支撑了三年时间，可见法家治国在政权更迭中的危害。刘彻雄才大略，自然不想步秦始皇的后尘，因此必须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三个隐患。制造巫蛊案件将政治对手拉下马，这是刘彻用得最多的手段。之前他对付刘嫖、刘据都是如此操作，对付刘髆的党羽也不会例外。刘屈氂夫妻牵涉如巫蛊案件，很明显也是刘彻打击政敌的手段，顺便将案件范围扩大到刘髆的党羽。
从史实记载来看，刘彻如此操作也有安抚儒家官员和甩锅的考虑。他将逼死刘据的罪责推脱在刘屈氂和李广利身上，将刘屈氂、李广利、江充等人的家眷全部处死，既打击了朝廷中的隐患，也缓解了刘据自*带来的政治压力。刘据自尽后，朝廷中依然遍布儒家官员。但因为缺少了刘据这个核心人物，他们也就成了一盘散沙，不再对刘彻的皇权形成威胁。在这样的态势下，刘彻可以从容布置，为年幼的刘弗陵打造合适的执政班底。可以说从刘彻所有的操作来看，他都是非常清醒的，完全是对西汉朝廷的未来政治格局布置而做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