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梁思顺（娴儿）：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外交官夫人。
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躲到东京的一个院落小住。
隔年十月，李夫人抱着大女儿梁思顺来到日本与他团聚。
从这起，梁启超才比较多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他的长子、次子、三子、次女，这几个孩子都成长于日本。
这群孩子在家里被称作“双涛园群童”
梁启超、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
梁启超非常重视教育，对这位大女儿的期望很高，为她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为女儿请来家教，专门教她“数理化”，还在家中建了一座实验室。
他常常给女儿讲书、批改作文，一个月就有二十余次，有时甚至到了彻夜。
梁思顺十七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
诗前，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的娴儿，如今已经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
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
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为之。”
字字句句，不难看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无限宠爱。
在梁启超的培养下，女儿从小就是父亲的得力小秘书。
她常常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
成年之后，她的四个弟妹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梁思顺作为大姐，便成为了他们在海外的“家长”。
在此期间，梁启超与大女儿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
每一封信，都是他发自肺腑、自然纯真的父爱。
他的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
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大女儿与外交官周希哲结为夫妻。
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
对于女儿的婚姻，他一直洋洋自得，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还说：
“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
梁思顺结婚后，多年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便只能通过书信往复。
梁思顺和她的孩子们
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这些书信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大女儿的书信最多。
以下是其中一封：
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
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
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送妈妈寿终正寝。
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地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
这样的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
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
长子梁思成：曾任研究院院士，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
梁思成是梁家最有“名气”的孩子。
他和民国女神林徽因、民国才子徐志摩之间的三角恋，那可是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