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1254～1324年）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是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令他蜚声世界的是一本叫做《马可·波罗游记》的书。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拿着罗马教皇给蒙古大汗的复信和礼品，向东方进发。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再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历时四年，在1275年到达元朝上都。并得以进入宫廷，觐见了大汗忽必烈。忽必烈对他们的经历非常感兴趣，特意请他们讲述沿途的见闻，并一同返回大都（北京）。
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担任了元朝官员。他掌握了蒙古语和汉语，游历了许多地方，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1289年，伊儿汗国大汗、蒙古贵族阿鲁浑的王妃去世，阿鲁浑派专使到大都求婚，忽必烈选定阔阔真为公主婚配给阿鲁浑。此时，思乡心切的马可·波罗趁机向忽必烈提出参与护送任务，并顺路归国。1292年春，马可·波罗随专使护送阔阔真从泉州起航出海。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马可·波罗后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由其狱友鲁斯蒂谦写成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为欧洲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和世界。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它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地大物博，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随处可见”。迄今，《马可·波罗游记》已经被翻译成100多种文字版本。
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欧洲人对神秘的东方世界充满了好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和无比神往，特别是刺激了探险家和商人们的野心，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数百年一直备受争议。“肯定论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描述的元朝远征日本、王着叛乱、襄阳回回炮、护送阔阔真公主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的景象等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获知的。“怀疑论者”依据也有很多，特别是马可·波罗从未出现在中国正史或著述中，如明代修编的《元史》就只字未提。如果马可·波罗果然有这么大影响，且在元朝宫廷为官，是不可能在各种史书中毫无蛛丝马迹的。
不过，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而且争议各方都认同《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马可·波罗”已经成为了东西方交通联系开拓者们的代名词。他是否是具体的某个人，已经并不重要。
（陆）利玛窦：集科学汉学大成
在北京车公庄市委党校院内，有一座宁谧的墓园，四周被透花砖墙环绕。早秋斜阳映照下，平添了几分肃穆气氛。墓园里并排竖立着三座汉白玉石碑，中间最为高大的螭首方座碑高2.7米，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代表天主教会的十字架徽记，表明墓主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碑身正中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据史料记载，墓碑上原有碑文：“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利玛窦墓东侧为南怀仁墓，西侧为汤若望墓。旁边还立有几十座墓碑，安葬的都是来华传教士。
利玛窦墓碑在墓园中最高、最大，格外抢眼。的确，无论是来华时间、资历、贡献、影响，利玛窦都配得上这样的荣耀。
与马可·波罗的众所纷纭不同，利玛窦或许是被载入中国官修正史的第一个欧洲人。《明史·志一·天文一》中明确记载：“万历中，西洋人利玛窦制浑仪、天球、地球等器。”
利玛窦（1552~1610年），原名 Matteo Ricci，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他还像中国士大夫一样，取有名号，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16岁时，利玛窦到罗马学习神学、哲学、天文，并掌握了多国语言。1578年，利玛窦和其他14名耶稣会士，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出发，一起前往印度传教。在此之前，他受到传教先驱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影响。
利玛窦主持修建的北京宣武门南堂内的圣沙勿略铜像。（马浩亮摄）
1582年8月，利玛窦抵达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澳门。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往欧洲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只能停留在澳门。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求得广东肇庆知府的允许，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地。利玛窦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三棱镜、欧几里德《几何原本》。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这些西方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世界地图，令人们眼界大开。
而后多年，利玛窦辗转韶州（广东韶关）、南雄、南京等地传教，他听从了好友和弟子瞿汝夔的建议，蓄须留发，改穿儒服。利玛窦并将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计时日晷等西洋物品赠送给高官，结识了许多士大夫，逐渐声名远播。在韶州，利玛窦攻读《四书》，并首次将之译为拉丁文。1597 年，利玛窦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在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思想家李贽、徐光启等。1598年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他在札记中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一刻：“基督信仰跨过多少海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接近之后，终于进入这个国度，它的使者终于进入了皇都。”初次北京之行并不顺利，仅住一个多月即返回南京，不过利玛窦仍然收获颇丰。他首先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契丹就是中国，而国都“汗八里”即是北京。在旅程中，利玛窦还与神父郭居静一同编修了第一本中西文字典《平常问答词意》，首次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此外，他还完成了对《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这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第二次抵达北京。将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作为贡品进呈万历皇帝。皇帝对此产生极大兴趣，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予母亲慈圣太后；最为喜爱的是两架自鸣钟，小的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置于阁楼之中专司报时。万历皇帝还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西洋琴。利玛窦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8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这些新奇的“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1601年，万历皇帝下诏允许利玛窦长居北京。
利玛窦选中了宣武门内的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著名的南堂——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他在教堂里举办西方图书和科学仪器的展览，吸引官员儒士参观。
这些为利玛窦的传教提供了许多便利。为了便于传教，他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将拉丁文“Deus”翻译成《尚书》和《诗经》中古已有之的“上帝”。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他认为，这些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欧洲人绘制的利玛窦与徐光启。
因而，利玛窦留居北京之后，教徒人数骤增，涵盖了皇亲国戚、官员士大夫、平民百姓等不同阶层。到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对利玛窦传教帮助最大的，是“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利玛窦在北京期间，徐光启正供职于翰林院，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共同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术语，如平面、曲线、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并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星期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著述极丰。《天学实义》后来被乾隆皇帝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并有蒙、满、朝鲜、越南及日文译本。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交友论》，还有关于天主教道德信念准则和修养的《二十五言》，同十位中国士大夫的对话集《畸人十篇》，介绍欧洲算术的《同文算指》，介绍天文学知识的《浑盖通宪图说》等。
即使到了400多年后的今天，利玛窦仍然是在中国著述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利玛窦带着西学而来，开启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利玛窦制作《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江户时代被介绍到了日本，使得日本人崇拜中国的传统“慕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名词皆出于此地图。日本作家平川佑弘认为，利玛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
2001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评价：“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终年59岁。按当时惯例，西方传教士死后本应移葬澳门，但在利玛窦好友、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人的斡旋下，万历皇帝破例准许利玛窦成为首位葬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白色的墓碑混合了十字架与蟠龙纹，正如利玛窦的人生那样中西合璧——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翻译中国经学典籍的西方学者。当时，有太监对于独给利玛窦葬地一事问叶向高：“何独厚于利子？”叶答：“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
（柒）顺治“玛法”汤若望
在传教士墓园中矗立于利玛窦两侧的墓碑，分属于汤若望、南怀仁，这是继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位传教士。与利玛窦相似，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与《明史》对利玛窦一笔带过不同，《清史稿》第二百七十二卷、列传第五十九单列了《汤若望杨光先南怀仁传》，为欧洲人单独在正史中立传，这是绝无仅有的。《清史稿》是在民国初年由清朝遗老赵尔巽主持编纂，与《新元史》加上“二十四史”合成“二十六史”。但通常仍以“二十四史”泛指这些史学典籍。
《清史稿》列传第五十九开篇曰：“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这交代了汤若望与利玛窦、徐光启等人之间的渊源。
汤若望（1592—1666年），生于德国科隆，德文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利玛窦一样，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汤若望也是从里斯本出发，东渡澳门。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儒服，取道北上，把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仿效利玛窦，进行科学普及，拉近与中国官员士人的关系。他准确预测了两次月食，还用罗马方法计算出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1629年，汤若望在西安传教期间刊印《远镜说》，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基础性著作。
明崇祯三年（1630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引荐，汤若望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着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他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矿冶全书》，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崇祯七年（1634年），他又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整理成《火攻挈要》、《火攻秘要》，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并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汤若望
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汤若望还奏请崇祯皇帝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汤若望甘冒风险，毛遂自荐，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新朝廷的接纳。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三件仪器以及历书模板一册，准确预测了日食。顺治皇帝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次年，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让汤若望扩建了宣武门内利玛窦建立的教堂。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治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顺治帝尊他为“玛法”(满语“老爷爷”)。而后，顺治帝不断对汤若望加官进爵，清史稿载“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一个欧洲人成为中国最高品级的正一品大员，汤若望应该是第一人。清廷还按照典制，加封汤若望祖父、父亲都为正一品，封其祖母、母亲为一品夫人，并将诰命封书远寄欧洲。
汤若望在华40余年，经历明、清两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传教士。他继承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就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也积极著书立说。譬如，他在著作《历法西传》中就介绍了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及伽利略的新发现。他还着有《主制群征》等宗教书籍，其中介绍了西方医学有关人体解剖学上的知识。汤若望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捌）康熙“帝师”南怀仁
南怀仁（1623—1688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原名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1658年以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也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清史稿》载：“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
南怀仁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他曾经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还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天测地。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与南怀仁有重要关系。
南怀仁著述众多，在《仪象志》、《穷理学》等著作中，介绍了力学基础知识，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体运动以及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知识。在机械制造方面，南怀仁还在中国进行了汽轮机的最早实验，并加载他的《欧洲天文学》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