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家不居咸阳而取妻咸阳，及前取妻它县而后为吏焉，不用此令。（岳麓秦简四 336/0353）
“取N2区别（以）为N1范畴”，14例。例如：
（30）城父蘩阳士五（伍）枯取贾人子为妻。（里耶秦简 8-466）
（31）赏（倘）取婢及免婢以为妻。（肩水金关汉简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73EJT1：2）
第二，“取（取妻）”后不带对象宾语（N1范畴或N2区别）的用例仅占总数的5%（13/262），可分以下两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情况均不改变“取（取妻）”的及物性。
1），“取（以）为N1范畴”，“取”后省略N2区别，但N2区别一定是前文出现过的信息，属于承前省略。例如：
（32）司马子反与
（33）阑曰：来送南而取为妻，非来诱也。（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20）
例（32）对象宾语承前文“少”而省略。例（33）对象宾语承前文“南”而省略。
2），“取”发生名词化，转指娶妻之人，或用于“所取”等结构。例如：
（34）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及所取，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简168）
（35）夫生而自嫁、及取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者毋罪。（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简192）
综上，从出土文献来看，西汉末期以前，“取（取妻）”后一直是倾向于带对象宾语的，是典型的及物动词；不带宾语的情况都是有条件的，并不改变动词“取（取妻）”的及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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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5.1 重估上古汉语｛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
承前所述，对于上古汉语｛娶｝的特点，前贤已经多有抉发。关于及物性，李佐丰（2004：103–104）指出，上古汉语有些“具有不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及物动词，即准他动词，其中第三类是“不带宾语和带直接宾语都很常见，甚至不带宾语更常见。这样的动词常用的有：娶”等。关于综合性，胡敕瑞（2005：8–9）指出，上古汉语｛娶｝的对象是隐含在动作中表达的。蒋绍愚（2021：3）指出，“在《左传》中还有一类动词，不完全是综合性动词，但经常表现出综合性的特点”，最常见的有｛娶｝等；其综合性表现在，“动作对象经常是不出现的，但它们作为语义构成要素包含在动词之中”；更甚者，“在‘娶（取）于 地名’的句子中（《左传》共14例[18]），‘妻’一定不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古汉语的动词有综合性的特点”。
根据本文的考察，以上论断需作进一步深化。从传世文献看，上古｛娶｝写作“取”时是典型的及物动词或分析性动词，几乎没有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的用例；写作“娶”时，不及物或综合性用法集中体现在“娶 于N3所自”这一种格式上，其他格式中罕见。从出土文献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的动作对象一直是倾向于通过直接宾语专门表达的，并未隐含或综合在动词之中。由表2数据可知，不只是概念相对具体、承担区别功能的对象N区别（褒人之女、织女、它国人），概念相对概括、没有区别功能的对象N范畴（妻、女、妇）也要通过直接宾语单独表达。只有少量不带宾语的例子，但基本上都是可以解释的。由此可见，这期间“取（取妻）”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或分析性动词，不应列入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而且，在要求带宾语这一点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的“取”是高度一致的。“娶”则晚至西汉末期才开始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不带宾语的，最早的9个例子均是如此。因此，出土文献中，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用法主要体现在西汉末始见行用的“娶”上。
5.2 及物性与综合性的关联
及物性与综合性可以说是从各有侧重又紧密关联的两个角度对｛娶｝进行的观察。前者侧重句法行为，后者侧重概念或语义表达。那么，二者之间的关联体现在哪里呢？根据本文的分析，正是体现在N1范畴作被娶者这种情况上。作为及物动词的｛娶｝，所带宾语既包括N区别（如褒人之女），也包括N范畴（如妻）；而其不及物动词的用法（写作“娶”），基本都是N范畴作对象宾语但不出现的情况。例如，传世文献“娶 于N3所自”格式（及其他零星用例）和早期出土文献的9例“娶”，都是N范畴作对象宾语没有出现的情况。当N区别作对象宾语时，仍要实现为及物动词（写作“取”）。动词｛娶｝的综合性用法（写作“娶”），综合（或隐含）到动词中表达的对象基本也都是N范畴。当涉及的是具有区别功能的动作对象时，仍要通过N区别专门表达。
上古汉语有一批“对象自足”的综合性动词，根据本文的分析，其实质跟“娶”相似，都是将属于范畴义的动作对象综合到动词的词汇语义之中，如“盥、沬、聚、牧、沐、洗、引”等。其所表示的意义，汉代以后逐渐倾向于通过动宾结构表达，如“洗手、洗面/脸、聚众、牧牛/羊/马、洗头/沐发、洗足/脚、开弓”。（王力，1941/2005：391；蒋绍愚，1989/2005：229；杨荣祥，2005：53）
5.3 “娶”与“取（取妻）”的字际关系
胡敕瑞（2005：8–9）指出，“如果把偏旁表意也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呈现’，那么像‘娶妻’……可以说经历了二度‘呈现’，第一次是从‘取’到‘娶’，……第二次是从‘娶’到‘娶妻’。”即是说，上古对象隐含在动词“取”中，后来对象逐次呈现，第一次是通过文字构造上添加意符“女”呈现（[VP 取]→[VP 娶]），第二次是通过句法上添加“妻”呈现（[VP 娶]→[VP 娶妻]）。传世文献历经多次钞刻，我们无从确知原貌。出土文献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而从出土文献来看，该论断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如前所述，在西汉末以前的很长时期内，记录｛娶｝这个词的字只用“取”，不用“娶”，而且，其动作对象通常是通过直接宾语专门表达的，即便是在传世早期文献中，用“取”记录｛娶｝时，也是如此；反倒是“娶”字，自西汉末期一出现就是不带对象宾语的。据此，“娶”的“二度呈现”就不成立了。
对出土文献的考察显示，“娶”应该是西汉末出现、专门用来记录“｛娶｝ N范畴”的一个字，其词汇语义中包含了动作和关涉的对象N范畴两部分信息，以与其他一般“取得”义的“取”相区别。这样看来，《说文》用“取妇”来训释“娶”，是相当准确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世上古典籍中“取”“娶”共现的情形，极有可能是西汉末期以后不断“当代化”的结果，即是说，其中的“娶”很可能是后人改动使然。[19]因此，我们在利用《左传》《论语》等传世文献语料时，需作审慎处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经典多叚取为娶。”于省吾（1996：652）说：“‘娶’为后起孳乳字，典籍亦用取为娶。”就产生先后而论，先有“取”后有“娶”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娶”和“取（取妻）”在其所记录的词的层面，是不是等同的？从出土文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词是特定语音、语义、语法乃至语篇语用等信息的交汇，从句法上的及物性和词义上的综合性来说，“娶”和“取（取妻）”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取（取妻）”是典型的及物或分析性动词，而“娶”自西汉末期一出现就是不带宾语的，是不及物或综合性动词（就N范畴而言）。因此，我们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从语言的层面全面立体地展示字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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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第一，结合出土文献的考察，深化了对上古汉语动词｛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的认识。结合出土文献来看，在殷商至西汉末很长一段时期里，｛娶｝只写作“取”，且一直是典型的及物动词，并非准他动词或综合性动词；写作“娶”则是晚至西汉末才开始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作不及物动词。第二，区分了N范畴和N区别这两类名词性成分。这一区分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娶｝的及物性与综合性之间的关联，对于准确刻画以往所说的对象自足动词，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从及物性的角度辨析了“娶”和“取（取妻）”的字际关系，强调在考察以往所说的孳乳字、古今字等字际关系时，不应只是关注基本词义，还应将词的语法等层面信息纳入考察视野。
最后对｛娶｝的读音问题稍作讨论。在《经典释文》中，“娶/取（取妻）”大多专门出注，标为去声（七住反、七喻反、取注反），以与读上声、“取得”义的“取”相区别。孙玉文（2015：394–397）等对此有专论。这一读音上的区别何时产生？“娶”与“取（取妻）”除综合性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语义之别？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与本文主旨关系不甚密切，故暂不讨论。
向上滑动查阅注释
[1] “娶”在传世早期文献中又写作“取”。古代学者已对此有所揭明，《白虎通义·嫁娶》“娶者，取也”，［清］陈立疏证：“古多假取为娶。”（陈立，1994：491）《说文解字》“娶”，［清］段玉裁注：“经典多叚取为娶。”为了避免称述上字与词的混淆，行文以“｛娶｝”代表“娶妻”之“娶”这个词，“娶”代表以“娶”记录｛娶｝这个词，“取（取妻）”代表以“取”记录｛娶｝这个词。
[2] 姜雯洁（2013：192）列出的唯一1例不带宾语的“取”出自《论语·述而》“君取于吴”。据李方（1998：272），伯二六九九号、伯三一九四号、伯三七〇五号、伯二五一〇号郑本、郑卯本、伯三七八三号白文、篁墩本、皇本皆作“娶”。伯三五三四号、邢本“娶”作“取”。《释文》出“娶”，云：“本今作‘取’。”
[3] 例如，姜文将“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左传·文公六年》）和“不可娶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等同视为“‘娶’后接助词位于句尾”的情况，显然是不准确的。
[4] 李佐丰（2003：79）认为，上古汉语“取妇”都是娶儿媳妇。但从本文调查的出土文献来看，“妇”不限于儿媳妇，“取妻”也可以称“取妇”。
[5] 关于范畴性语义和区别性语义的区分，参看史文磊（2021：18–19）。
[6] 历代不同版本“娶/取”的写法或有出入。“娶”或作“取”3例：《僖公五年》“娶焉”，《经典释文》作“取”，曰：“本又作娶。”《哀公十二年》“昭公娶于吴”，《经典释文》作“取”，曰：“本亦作娶。”《襄公二十六年》“椒举娶于申公子牟”，《经典释文》作“娶”，曰：“本又作取。”“取”或作“娶”2例：《昭公二十八年》“不敢取”，《经典释文汇校》：“写本取作娶。”《襄公二十五年》“使偃取之”，《经典释文》作“取”，曰：“注本或作娶字。”总体而言，这几条异文不影响“娶”“取”分布的整体格局。
[7] 《国语·越语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这是“娶”见于非“娶于N3所自”且不带宾语的例子。传世上古文献所见不多，且是被娶者为N范畴的情况。参看下文第5.2节。
[8] 不同版本存在少许异文，参看黄焯（2006）、袁梅（2013）、李方（1998）等。总体情况与《左传》相似，这些异文并不影响“娶”“取”分布的整体格局。
[9] 甲骨学者均明知此点，只是处理方式上略有差异。有的为方便计，姑且作为《说文》“娶”字的对应字形，如刘钊（2014：688）；有的特意隶定作“娵”，以与后世的“娶”相别，如李宗焜（2012：167）；当然，其与后世的“娵”也仅是同形字关系而已。殷商卜辞仅此一见。出土战国文献未见“娶”字（曾宪通、陈伟武，2019）。
[10] 《慧琳音义》卷九十八“孟娵”注引王逸注《楚辞》曰：“娵，美也。”《慧琳音义》卷八十六“孟娵”注引《考声》曰：“娵，美女也。”（《故训汇纂》“娵”引）
[11] 参看刘大雄、何玉龙（2020）的综述。
[12] 《汉语大字典》“娵”字未列作为“娶”的异体字用法，可补。
[13] 根据张德芳（2016：439）“今按”，“该简册属于应书，是甲渠候官在接到上级转发的朝廷有关禁止嫁娶逾制、反对铺张浪费的诏书后，自查本部具体情况后所作的汇报文书”。
[14] 其中“取直为妇”（EPT59：306）这一例，图版字形很模糊，所以没有列出，但可肯定不作“娶”。
[15]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西汉末期以后，“取（取妻）”也一直在用。东汉的五一广场汉简（壹、贰）即用“取”不用“娶”（“娉取缣为妻”），甚至敦煌变文写本中仍有不少写作“取”的（姜雯洁，2013）。本文重点考察上古汉语的情况，这个问题暂不涉及。
[16] 清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至七册）；上博=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楚帛=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包山=包山楚简；九店=九店楚简；睡虎=睡虎地秦简牍；里耶=里耶秦简；岳麓=岳麓秦简（第一至四册）；周家=周家台秦简；王家=王家台秦简；放马=放马滩秦简；居新=居延新简；张家=张家山汉简；马王=马王堆汉简；孔家=孔家坡汉简；银雀=银雀山汉简；肩水=肩水金关汉简；武威=武威汉简；尹湾=尹湾汉简；阜阳=阜阳汉简（周易）；东牌=长沙东牌楼汉简；五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一、二）。
[17] 个别释文有不同意见，但对本文所论没有影响，故仍据整理本。
[18] 根据笔者的统计结果，《左传》中“娶（取）于 地名”格式有18例。
[19] 这一段论述吸收了匿审专家的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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