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熟牛排
纵然在“天朝”的国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之后，睁眼看世界的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洋人的饮食仍旧无法正眼相看。作为中国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的首批毕业生，张德彝在1867年出使欧洲。在洋人的轮船上， “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先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还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今天看来颇为丰盛，可惜张德彝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全是吐槽：牛羊肉都切大块，熟的又黑又焦，生的又腥又硬；鸡鸭不煮而是用烤，鱼虾又辣又酸；洋酒也难喝得要死……“一嗅即吐”，甚至他一听到吃饭的铃声都能大吐不止。在1889年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的薛福成也认为“中国宴席，山珍海错，无品不罗，干湿酸盐，无味不调。外洋惟偏于煎熬一法，又摈海菜而不知用。是饮食一端，洋不如华矣”。
烤鸡
在鸦片战争爆发几乎一个世纪之后，学贯中西的林语堂（1895-1976年）在其所著的《中国人》中，对西餐仍旧显露了类似的鄙夷看法：“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英国人感兴趣的，是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保卫尔（Bovril）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
西餐
蔚然大观
有些讽刺是，在林语堂出生的年代，西餐却正在中国迎来自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因外交和商务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与买办商人，自然成为第一批品尝西式菜肴的中国食客。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前，法国官员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举行谈判。“法方便送上了便餐。5位中国官吏和法国使团的部分成员前往餐厅用膳。中国人对于法国的菜肴与汤，都感到不知所措，也很不善于使用刀叉，最后干脆用手指抓饭吃”。随着1842年上海开埠，西餐在华的中心随之转入上海租界。1886年2月26日晚，出使英俄的大臣刘芝田宴请驻沪西官赴宴，“预备西国大菜及刀叉盆碗等件”，说明中国官员也开始用西餐招待西方官员和商人了。
1908年清廷用西餐招待外使
根据法国人的记载，耆英在吃饱喝足法式西餐之后，“欣赏西方的家具、装饰品、绘画、瓷器”。随着晚清国势日衰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国人眼中的西欧人从“番鬼”、“夷人”一变而为“洋人”，再一变为“洋大人”；一种“爱屋及乌”的心态也使得“西餐”摇身一变为现代化的象征。譬如清末的李伯元仿效《儒林外史》的笔法写作的《文明小史》第18回，有一段讲从内地来到上海的人拒绝吃牛排，然后有人就说，亏你是个讲新学的，连个牛肉都不吃，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吗？这实在与日本当局明治维新之后由天皇带头吃西餐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
正因如此，为了表明自己的“开通”、“世界性”，西餐从普通的外交场合逐渐进入宫廷，就连慈禧太后举行的国宴招待外国使节也破天荒地采用了西餐。民国时期的政要人物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蒋介石也都热衷邀请中外名流举行西餐宴会，仿佛是将吃西餐当成了文明的标志——虽然这些人其实是做给“友邦”看的，自己对西餐并不感冒，譬如蒋介石直到晚年败逃台湾，这位名义上的基督徒仍旧揶揄嗜食西餐中的生菜色拉的宋美龄是“前世羊投的胎”。与这些民国大员不同，末代皇帝溥仪倒是真的爱吃西餐，不过那是因为他有个正宗的英国师傅（庄士敦）。1922年夏天整整一个7月份，溥仪每天都吃“番菜”（西餐），而且天天不重复，有冷食有热食，有甜有咸，有煮得极烂的土豆泥，也有鲜嫩的生菜；有烤牛排、猪排，也有新鲜的水果、咖啡等。江西景德镇特地为这位逊帝制作了一套白底紫龙纹饰的西餐餐具，包括汤盆、大、中、小号盘、碗等40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