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这个夏天，对傈僳族女孩余燕恰来说有些特别。
从昆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云南省怒江州人民医院工作，消息在互联网上刷屏。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小县城福贡，同样掀起不小的动静。往来县城与乡镇的司机点点头，“余燕恰？知道知道，我们这里的溜索女孩嘛。”
15年前，福贡县马吉乡布腊村还是偏僻闭塞的秘境，怒江两岸的人家要靠一根溜索横越天堑。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家电视媒体深入当地采访，拍摄到了布腊小学6岁的余燕恰飞索求学的画面。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溜索上学的故事刺痛了很多人的心。二十余家媒体联合发起了公益活动，筹集了上百万善款在怒江建了三座爱心桥，其中一座就建在布腊小学旁边，余燕恰和她的同学们终于得以“走路上学”。
贫困曾像一个筛子，让孩子们在受教育阶段半途滑落，当地辍学率一度居高不下。而现在，余燕恰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人们欣喜地发现，当年的小女孩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她还选择回到家乡为他人“打灯”。
但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故事里其实不止是一个余燕恰，而是几个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又回到怒江。一个令人动容的彩蛋是，曾经报道此事的女记者多年后在大学课堂上意外重逢了当年布腊小学的女孩，听到了这个故事的B面。
那座爱心桥，让溜索的孩子们被看见。而在聚光灯背后，边远贫困地区女孩走出大山究竟要付出多少努力，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余燕恰幼时坐溜索过江时被媒体拍到的画面。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被改变的
滇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带，自北向南的怒江将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劈开，拖曳出一条深邃的怒江大峡谷。
余燕恰的家就在峡谷深处的福贡县布腊村布施底小组。几年前，当地政府在山脚下给村民们盖了新房，余燕恰一家从山上搬了下来。
新家的小洋楼建在怒江边上，淡黄色的墙体上点缀着傈僳族图纹元素。推开门，一小片约摸两米高的玉米映入眼帘，玉米地背后是汹涌的怒江，浪头狠狠撞击礁石后弹起，风裹着江面湿润的水汽穿堂而过，拂过丝丝凉意。
8月底，余燕恰即将入职怒江州人民医院，成为一名检验科医生。学生时代最后的假期，她决定留在家里陪伴家人。
自从回乡工作的新闻被报道以后，联系她的采访就没停过。7月24日这天，余燕恰有了短暂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下午两点多，她在厨房里的火塘上做油炸小土豆。一会儿工夫，她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小土豆和一小碟干辣椒面来到客厅。
22岁的余燕恰个头娇小，额前碎发有自然卷弧度。她说话声音很轻，笑起来一对酒窝若隐若现。
“我们傈僳族一天只吃两顿饭。”她有些不好意思，又补充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傈僳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也是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上一辈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余燕恰的母亲不会说汉语，在一旁客气地微笑。
小姐妹霜晚秋的到来令余燕恰非常惊喜，她拉着霜晚秋，两人用傈僳语热切地分享自己的近况。
从小学起她们就是同学，就读于布腊村唯一的小学布腊小学，全校一共52个傈僳族学生，名义上有四个年级，但只招到三个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一小半的学生需要溜索上学。
余燕恰（左一）和霜晚秋（右一）。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余燕恰的家与布腊小学隔怒江相望，校园如今已荒芜一片。空地上一张乒乓球桌、一个篮球架和一间破败的砖瓦平房显得有些突兀。因为年久失修，屋内堆满杂物，地面积水倒映着房顶破洞漏下的天光。
比余燕恰低一个年级的余来花记得布腊小学最初的样子。校园另一侧原本还有一栋两层小楼，如今已翻新做他用。每周，学校里三位老师从乡里上背回大米和苞谷，在操场上就地生火做饭，袅袅炊烟混着苞谷稀饭的香气飘到怒江上。
当年，三个女孩的上学路都不容易。霜晚秋住在怒江东，每天早上她要穿过贴身疾驰的车流步行四十分钟上学；而余燕恰和余来花都住在怒江西，必须过江溜索。从余来花的家步行到学校要四五个钟头，后来她索性借住在亲戚家，每周往返家里一趟。
布腊小学的孩子在这里读完低年级后，要辗转到马吉乡的中心完小继续读书，但马吉乡没有初中，他们得去三十公里外的石月亮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布腊小学只剩下少数几个孩子能顺利读到怒江州的高中。
余燕恰、霜晚秋和余来花都考上了重点高中怒江州民族中学。文理分科后，余燕恰去了理科重点班，霜晚秋去了文科重点班。2018年，余燕恰和霜晚秋分别考上了昆明医科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成为当时布腊村仅有的两个大学生。一年后，余来花也考上了云南工商管理学院的护理专业。
今年6月，余燕恰和霜晚秋从大学毕业，不约而同选择回到怒江。余燕恰将去怒江州府所在的六库报到入职，成为一名检验科医生；而霜晚秋考上了怒江州贡山县的事业单位编制，她离家更近了，从贡山县回家只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夏天，余来花没有回来，她在昆明一家医院做实习护士。
余燕恰的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有座桥就好了”
十五年前，连接布腊小学和余燕恰的家之间是两条溜索。
怒江境内群山横亘，千峰对峙，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江”纵横。1954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时，境内无一座跨江桥梁，无一条公路，在某些地方，溜索是进出大山的唯一方式。
2011年，云南全面实施“溜索改桥”工程的时候，怒江境内还有42对溜索。直到几年前，溜索才最终从怒江退出历史舞台，看似原始的溜索距今并不遥远。
溜索，并非傈僳族天生的技能，更像是命运的随机抽签。通往外界的路建在怒江东侧，因此，对于生在怒江西的人来说，溜索是从幼儿时期就不得不掌握的生存手段，生在怒江东的人则少了这个麻烦。
今年51岁的普友恒至今回忆起溜索都心有余悸。从怒江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在辗转过几所山上的村小教书，必须溜索过江。恐高的他不敢独自溜索，得靠学生和家长带着他，直到2005年，他调入布腊小学后住在学校里，才结束了溜索的经历。
余燕恰记得，自己三四岁起就被阿妈带着溜索了。每个周一，阿妈会带着余燕恰去马吉乡赶集。阿妈把她和几只鸡绑在身上，腿紧紧夹住她，双双挂在溜索上。滑轮滚出，伴随微微的震颤，钢索被绷成一条弧线，她们顺着钢索飞快滑行到了对岸。
余燕恰最喜欢和阿妈去赶集。在江对岸，有早早等候的三轮车，一共能挤下近十个人，一车人浩浩荡荡的开向马吉乡集市。车刚一停稳，就有小贩抓着秤砣来称阿妈带的鸡，只消一会儿工夫，几只鸡就能卖出一个合适的价钱。阿妈捏着刚赚来的钱，会带余燕恰去吃一碗米线。
那是余燕恰最快乐的时刻，集市的米线是她童年印象里的美味，她最喜欢喝米线汤，是“家里做不出的味道”，后来她似乎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米线。
余燕恰名字中的“恰”在傈僳语中是“老三”的意思。她还有两个姐姐，姐姐们很早就开始独自溜索，等余燕恰到了6岁学龄，最先被放进她书包的是滑轮和绳索。
在当地，孩子即将上小学，父母通常会先带着他们溜几次，教会他们操作要领，如何把滑轮卡在钢索上，如何将尼龙绳绕成三股把身体兜住，确保万无一失地滑到对岸。
溜索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溜，又叫做单溜，两头稍高，坡度比较平缓；一种是陡溜，用双股溜索，一来一往，高低对倾，速度快容易撞伤，因此溜索人手里要抓一把草，快到对岸时迅速把草裹在钢索上，以增大摩擦起到减速的作用。
“小娃娃只被允许溜那种平的。”余燕恰说。当年她的体重轻惯性不足，往往滑到一半就停挂在中间，只能用手攀着钢索爬到对面。
不是所有家长都放心孩子独自溜索。余来花一直拖到8岁才上小学，每周阿爸都带她溜索接送她上学放学，坚持了一学期后，家人实在分不出精力，余来花辍学了。直到10岁那年，等村里年纪小的孩子到了学龄，她才被允许和他们一起结伴上学。
2007年秋季开学的前几周，阿爸反反复复教了余来花十几次溜索。余来花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独自溜索时，阿爸眉头紧锁地站在江对岸。她只听得到风灌进耳朵的声音，眼睛不敢乱瞟，牢牢地盯着上方的钢索。
村里孩子结伴溜索形成了一种默契，年纪小的孩子先溜，年纪稍大的孩子镇后，如果赶上体重轻的孩子被停挂在江面，那么就由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孩子去协助将对方一点点推向对岸。这是阿爸强调余来花必须结伴溜索上学的原因。
几乎每个溜索孩子都有过一些惊险时刻。有一次，余燕恰还没有用绳索把自己绑好，滑轮就滚出。她整个人几乎是倒挂在溜索上，眼看着就要冲向怒江，一个同学飞奔到江边使劲拽住她的脚，余燕恰逃过一劫。
普友恒并不十分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他们厉害着哩！”他觉得最难熬的是冬天，当地孩子一年四季都只有凉鞋和雨靴穿，脚被冻出又红又肿的冻疮，若赶上雨天更是雪上加霜，溜索的孩子们浑身上下湿透如同落汤鸡。
每到这时，普友恒都在想，什么时候有一座桥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