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反复提到的凯恩斯关于经济周期的观点：经济周期的形式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亦即投资的预期利润率）的波动形式，在40~50年左右时间尺度上，呈现倒U型的长期资本回报率期波动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经济波动的映像。
自2010年以来，作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的美国经济开始回暖。事实上，次贷危机后，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及广泛渗透持续催生新兴产业迅猛增长，不断激发传统产业的发展活力，它使得包括美国等在内的各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过测算可以看到，自2010年至2017年期间，美国数字经济平均增速是5.6%，而同期美国GDP的增速只有2.2%，就是说次贷危机后，数字经济也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尽管有些东西比如管理与组织变革等的最终形式在当前来看还不清楚明朗，但是无论从技术-经济范式的生命周期还是资本效率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自2010年代已进入了一个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并处在爆炸性增长阶段。
中国是否也已步入新一轮长波周期？或者换做更简单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是否也有长波周期现象？
先回到1978-2010年期间，可以看到，以税后资本回报率表示的中国资本回报率除了每隔约10年呈倒Ｕ形状外，资本回报率还骑乘在一个时间尺度更大的倒Ｕ曲线上，这条倒Ｕ形曲线由资本回报率各个区间谷底连接所构成的包络线，即把各个1981年、1991年、2000年、2009年的资本回报率连接起来形成的包络线。这条倒Ｕ型包络线非常有意思，容易发现它和世界经济长波周期具有密切的关系，即：尽管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到 40 年，但是在大时间尺度上的资本效率和美国的资本效率具有极为相似的周期波动特点--资本效率先递增后递减。因此，在中国经济也有普适性的长波周期现象。
不过，2010年以后中美资本效率的走势略有不同。美国作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数字经济发展较早，也因此更早地进入第 6 轮长波周期，长期资本回报率自2010年左右持续性上升；而我国资本效率在2010-2015年期间走势和美国相反。这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我国的资本效率仍然在波动中下行，直至2016年我国的资本效率才出现了由降转升，并趋势性上行至今，和美国资本效率持续上行的趋势基本一致。
概括起来，我国经济增长中也有长波周期现象，且我国自2016年起已处在由数字经济驱动的新一轮长波周期的通道中。
三、小结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疫情的出现加速全球政经格局分化、经济逆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裂变，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经济外循环面临诸多阻碍。同时，疫情的出现加速了新旧产业间的分化，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迅速，房地产、重工业、资本货物、日用消费品等“旧经济”则进入成熟或衰退期，传统行业亟需转型。此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分化也在加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消费的潜力,使消费升级缺乏普遍的基础，对中国内循环也将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都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利因素，确实容易使人悲观。但从经济发展史可以知道，周期具有非常顽强的韧性，周期的长度或可以被拉长/缩短、周期的幅度或可以被放大/缩窄，但周期从不会缺位。如霍华德·马克斯所说，他在无数场合亲耳听过很多大师级的人物表示某一类型的周期已经告一段落，不会再发生之类的评论，但是，太多的事实表明周期并不曾远去。从根本上来说，这种韧性来自每一类经济周期背后所对应的市场规模或需求，只要市场还未趋于饱和、需求未得到较充分的满足，企业就有动机去满足它、填补它，哪怕挣扎也要去抓住它。
按照前述的周期分析，我国经济正处于“短周期主动补库存 朱格拉中周期繁荣 长波周期早期”的新状态，中国经济经过“三期叠加”的努力调整之后，已进入“短、中、长三类经济周期叠加共振上升阶段”，经济周期自身的韧性将推动我国经济通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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