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现了什么重要的技术进步或者新的经济形态了吗？
是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推动了资本效率的提升，开启了新一轮的朱格拉周期。自2016年起，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并持续攀升。这和前述我国资本效率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现象是一致的。
经过测算也可以发现，自2016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以不到四成的GDP占比贡献了GDP增长的六成。
当然，单纯的看关于GDP及数字经济的这些总量统计数据总还是感觉过于抽象，我们可以从深圳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的变迁案例中直观的感受到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正在发生的变化：以2015年为界，自2016年起深圳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明显出现了不断涌现的现象。这和前面讲到资本效率出现由降转升的趋势现象是一致的。
（3）我国经济增长也步入了全球性经济长波周期早期阶段
康德拉季耶夫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有影响力（即使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俄国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他的决定性贡献是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假设，由熊彼特命名而后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简称长波周期。
熊彼特是长波周期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也是长波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熊彼特长波周期理论的基础和典型特征是创新及其扩散，他认为任何对资本主义经济演化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把创新及其扩散、来自创新的利润率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技术创新是导致经济系统发生质变的重要源泉，通过“产业突变”内生的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也是经济会出现长波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长波周期反映的是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更替（详见《美国经济基本面支持美股持续下跌吗》）。
美国在190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用它的道琼斯指数十年滚动回报率作为长期资本效率（资本回报率/资本利润率）的代理变量来定量观察世界经济的长期波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美国长期资本回报率的波动表征了世界经济的波动。可以看到，美国长期资本回报率在跨度大致相当的各时间间隔里都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即先递增后递减的周期性规律，且这种倒U型曲线的周期性具有顽强的韧性，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中断这种周期活动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