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朝晖：中标产品，还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原来销量排名前十的产品有七个在中标产品里面，包括第一名的。这意味着，价格下来了，医生和患者使用的还是原来的产品。产品的性能没变，对于厂家来说，我们在开标之前已经在标书上要求，不得低于成本报价，如果你低于成本报价，有人揭发的话，那你要取消中标资格的。
企业如何反馈？
按照国家医保局的说法，冠脉支架降价之后，支架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因为一方面“中标产品绝不能低于成本价报价”；另一方面，国家药监部门除了常规的抽查，还在中标结果出来以后的第一时间发文，要对所有中选企业进行全覆盖地检查。
支架企业代表王明珠：首先我这边可以确定，这个价格给企业带来的挑战是十分巨大的，企业首先想到就是产品要继续生产，质量合格。不会说我不生产、不营销了。
记者：我还是挺希望您比较直接地回答我们的问题，现在价格那么低了，厂家怎么活，还有没有钱可赚呢？
王明珠：利润空间的缩小不等于不赚钱或者影响质量。首先，支架和其他耗材一样，它的成本来自于生产材料和生产工艺。带量采购之后，我们的生产原料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的生产工艺、包括质量控制标准，是一切都没有变化。
医院的使用情况有何影响？
记者：那现在您觉得无论是它的品种或者是数量，都能够满足要求吗？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科主任张医生：有断货情况。比如说那天我要做一个3.5*24mm的支架。我们没有这个型号支架了。以前备货型号都很全，假如一个厂家的这个型号没有，可能另一个厂家（同型号）还有。现在有些供不上货。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心内科管委会副主任 杨伟宪：它供应量很大，全国现在集采之后，绝大多数省市都在用他们家的产品。我们这家医院应该是作为国家队，我们会跟这七个产品的厂家商量让他们尽量给我们保证齐全的，但是即便如是，我们依然会感觉到有些不够用的情况。那其他医院可能会存在更明显这样的问题。
据了解，为了保证供应，尤其是一些非常规的支架产品，国家医保局在这次“集中带量采购”当中，也赋予了医疗机构和患者一定的“自主选择空间”。
董朝晖：集中带量采购并不是100%的市场来带量，是市场需求的80%。还有20%，医疗机构根据特殊情况来采购。
胡大一的担忧：
会不会出现
“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情况？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地区每年接受“冠心病介入式治疗”的例数，从2009年的23万例已经增加到十年以后2019年的104万余例。2019年当年，冠脉支架的总费用高达150亿元，占全国高值医用耗材的10%左右。那么，集中带量采购之后，除了人们关心的数量、质量、利润等等问题，还会带来哪些改变呢？长期关注心脏支架的胡大一教授就有一系列的担忧。
胡大一：咱们说通俗了，“堤内损失堤外补”，支架不值钱了，但是你这个“药物球囊”，就是在球囊上涂一层药物，“药物球囊”没有在集采范围，那么如果做“药物球囊”，加上他的一些配套的消耗品，那么也可以收到2万到3万块钱的费用。
胡大一：很多患者也是不愿意把金属异物留在血管里，现在好了，现在我球囊上涂的有药，我扩完以后球囊退出来不留东西，药留在那里了，但实际上它不可能有支架这样的效果。
胡大一：球囊比支架还贵，我给你多用一个，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没有解决到底医院一个怎么发展运营，它运营机制是什么？如果医院主要是完全靠在病人身上收费来体现它的业绩，用收费来扩展它的病房，来发放他的大部分工资，谁做的多，谁的业绩好，就看你的手术量和你毛收入，这是一个评估指标，也是个非常跟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一个分配指标、一个激励政策，你这个不改，他只能变相地用别的办法去搞。
杨伟宪：这个实际上在现在其他的媒体当中，也是有人在提这件事情。一方面支架降价，会带来我们对支架使用的一个限度；另外也会有一些医生，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手段，那么是没降价的产品来替代支架，这个也会存在。比如说我不放支架，用球囊扩张这样行不行，药物球囊扩张行不行，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一部分医生会去这样去想，所以实际上要推动整体耗材的一个降价，而不是说某一个产品的降价。
针对专家提出的担忧，国家医保局介绍，国家医保部门会陆续出台相应政策，通过解决包括冠脉支架在内的医用耗材价格虚高问题，推动医用耗材的规范使用。
董朝晖表示，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施策的问题，如果不开展集采，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
董朝晖：如果有医生，有医院要挣钱，还是要挣钱，开展了集中带量采购以后，我们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给医疗机构的节余留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不会因为改革而让医院医生遭受这个明显的损失，尽可能让医院医生成为改革的同路人，共享改革的红利，这是一个我们做配套政策时候的一个主要的理念。
02. 没装支架的冠心病患者，完成了全程马拉松
家住北京的吴清功先生，2015年陪妻子去医院做心脏造影，自己也跟着做了一个同样的检查，结果发现冠状动脉血管出现狭窄。这次检查结果，让吴先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