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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项飚
来源 | 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
做北京“浙江村”——北京城南一个自发形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区——调查的六年间(一九九二——一九九八)，我住在中关村的北大。来回于“浙江村”与中关村之间，成了生活的基本内容。有位记者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也算个题材，他说：“浙江村和北大好像是社会的两极，你对这两端都这么投入，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浙江村”和中关村）是两极？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多余的：和“浙江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脏乱差，是“落后”、“低级”，属于亟待处理的“问题和必须清理的对象”；而中关村是“高级”，是未来，是“现代化首都形象”的代表。
我欣赏一句非常简单的话：“社会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又总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不同的人可能对它有不同的解释，虽然这是我们理解社会时的通常感觉。
我的理解是，这复杂和简单的正反关系（paradoxical relation）是源于我们对事物的人为的概念，或者套用更流行的词，乃是discourse（好像通常译作“话语”，我则建议译为“说法”，更直白，可能也更接近原意）使然。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固定的说法之蔽，从而容易把事情简单化。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则是因为当发现事情不符合我们的固有说法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不知所措之感，从而感慨：“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但如果我们能让自己暂时离开那些固定的说法，社会又常常“不过如此”。这可能正是很多重要思想都异常简单朴素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再去造新的说法，而是回到简单事实的本身。
项飚（来源：jiemian.com）
当我还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不同意“两极”说，但并不觉得怎么样。而当我离开了“浙江村”和中关村，同时了解了美国硅谷的一些情况时，才意识到“两极”说确实是概念化的结果。
我当然不是说“浙江村”和中关村没有差异，而如何把差异置于一个特定的“秩序”中，把一些特征定义为“好”，另一些为“坏”，乃是人为的过程。这跟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有关，对“首都”和“城市”（什么是“城市”），以及对“公民”、“政府”的理解有关，当然也和新闻媒体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法”的制造过程有关。
当一个特定的说法出现之后，它会成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成为我们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中关村是“好”的，得以多助，使它显得更好；而因为“浙江村”本质上是不符合首都需要的，从而被进一步地“边缘化”，各种问题更为严重。
“说法”有这样的“自证”的能力。然而这一自证的能力又是有限的，事情还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断自证的说法和事实之间的冲突，常常成为诸多现实问题的根源。
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最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
“浙江村”服装批发市场。20世纪90年代，因为大量的浙江籍移民落脚，北京城南的一片村落开始慢慢被统称为“浙江村”（来源：zhihu.com）
和“浙江村”与中关村对立的，是传统的“福特主义”，也是我们传统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模式。在这一传统的模式下，物质劳动和决策过程、经营管理是分离的；劳动者被布置到大型组织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工合作，但基本没有自主性；生产组织对劳动者是封闭性的，对外交易不是他们的事。
而硅谷模式被称为“后福特主义”。它的特征是组织的高度分散性，没有大型的组织，组织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有些学者认为，硅谷所以会逐渐取代美国东北部的一二八公路信息产业区，并不是因为硅谷在技术上超过了一二八公路区，而是硅谷的组织模式更利于创新。事实上，“后福特主义”——如何把经营管理“平面化”，如何把决策过程带进车间，融入生产的第一线，已经成为当今管理科学探索的重点之一。
为什么分散的、“群龙无首”的人群能比严密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呢？“网络”是整个体系的根本。如果我们把中关村的小公司拔出中关村，或者让“浙江村”里的某一户离开社区，人还是那帮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但这个公司这个人很可能就会完蛋。因为每个公司（人）都不是独立和封闭的实体，而是深深嵌入到整个网络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