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A型车的装配线。福特主义（Fordism）一词最早起源于安东尼 ·葛兰西，他使用“福特主义”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来源：wikipedia.org）
在刚开始“浙江村”调查不久，几个“浙江村”的朋友劝我和他们一起做生意。我一没资金，二没经验技术，怎么做？他们根本不当回事：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这是“浙江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
一个人身无分文，但只要有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只要能进入这里的网络，很快能从无到有，进入生意场。我们都知道硅谷里大学毕业生（甚至好多是没毕业的年轻人）怎么在汽车库里设计出新程序，怎么几个人在聊天中就组建成日后举世瞩目的大公司这些故事。
中关村也一样，至少我所知道的，不少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校园里貌不惊人，可是能很快成立自己的产业。这里的道理是两条：一是知识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些区域超过了资金等物质要素的重要性；二是由于“浙江村”和中关村的网络性质。
在传统产业中，你要成立一个企业，必须要面面俱到：从机械设备、劳动力到后勤系统，而在网络化的经济中，只要你能进入到这个网络，一方面你能通过网络组合在你企业之外不同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也能相对轻易地获得营销渠道。
这种开放的、易于“进入”的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促进创新。当代经济中，竞争力不在于生产一两个高质量的产品，而在于不断自我更新、创新的能力。对中关村的创新能力我没有特别的调查，但毫无疑问，硅谷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完全是靠创新，“浙江村”也是靠不断推出新产品，尝试新的经营方式而发展。
远眺硅谷（来源：wikipedia.org）
在关于工业区的研究中。“创新场所”（milieuof innovation）是一个重要话题。这些研究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创新能力会有空间上聚合的趋势。一个基本的结论，同时也是被历史经验所证实的是：当技术创新和生产、营销靠得越近，它们会形成一个系统，创新的动力也将越强。
我在“浙江村”的发现则进一步强调了网络在创新中的作用。首先，“浙江村”里的创新，比方它们的“代销”方式，不是某一个个别企业家的创造，而是在不同关系的碰撞中发明的。
在“浙江村”里有亲戚关系，有老乡关系，还有客户关系，人们既不可能脱离原来的传统关系，要利用这些传统关系为经营服务，但又要防止传统关系破坏经营活动，在同时处理好多样关系的努力中，他们发明了他们的代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关系丛”的重要。
“关系”从来不能被理解为两个点（行动者）之间单线的联系，不同的关系是必然要重叠在一起，彼此之间要互动。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完全是受夫妇关系和母女关系所制约的。
当我们面对一个熟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是一组复杂的（关系），我们要琢磨的是，他所附带着的关系和我所已有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在这个处理关系的过程中，（社会）才凸现出来。当大家聚在一起，不同关系的互动越活跃，创新的动力也越强。在硅谷，各种小酒吧、小餐馆都在经济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些地方，年轻的知识精英们海阔天空摆开龙门阵，不同的信息、不同的创意互相碰撞，有学者认为这样的非正式交叉是硅谷创新活动的基础之一。同时，网络的广泛存在使创新的成果非常容易扩散。
我在“浙江村”看到，一个新的服装样式，特别是夏装，从出现到销声匿迹往往不过两三个月。一条裙子可能开始卖五十块，一个月之后可能就只值十多块。
这逼得大家做两件事：一、建立开放的，有高度弹性的组织结构，随时准备调整产品；二、在创新上加大投资。超额利润只能来自创新，而一个创新吃不上多长时间，人们必须以新产品为生产的中心。
这使我想起以前我们对乡镇企业的讨论。过去我们认为，乡镇企业的好处是“船小好调头”，而它们的发展方向还应该是“建大船，抗风浪”。现在看来不尽然。国外的大公司都在纷纷把自己网络化，把自己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巨人变成一系列网络的组合。如果没有创新的内在动力，企业再大又有什么意义？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来源：douban.com）
“创新场所”这个概念让我们看到“浙江村”和中关村的另一个共同点：空间上的聚合对它们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的同志总问我：“这些浙江人为什么总要扎堆？”其实这个扎堆远不是封闭的“自己一帮人过”。
我在“浙江村”最重要的发现——所谓最重要是指最和常规想法不一样的发现——是，“浙江村”真正的生活体系是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有形社区，其实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
我在研究报告中尤其强调了“浙江村”的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如果形成跨越地域的、行政的以及概念上的边界而被组合到一起。这个不仅在“浙江村”如此，在其他的几个流动人口聚居区（比如拣垃圾的“河南村”——它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经济系统！）也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体现。
那么这个有形的社区和无形的经营网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既然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什么又要聚合？这正是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总是在开放和聚合的互动中发展的。一个加工户如果不先在“浙江村”落脚，不先进入这个社区内部的网络，它很难发展出超地区的经营网络，因为它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得不到必要的信任。
超地区的远距离交易总有一个“协调”的问题，比方说如何使产品更符合不同的地方的市场需要（“浙江村”的主要市场在华北、东北和西南），出了问题怎么办，责任和风险怎样分担等等，这些协调是在“浙江村”这个有形社区的内部完成的。
没有“浙江村”这个集聚点，这个全国的大网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强大。同时，人们聚合到“浙江村”，并不是这个地方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区域已经有了少有的远程辐射能力。这跟硅谷、中关村是一个道理。
北京大红门浙江村旧貌（来源：knowpia.cn）
聚合和开放之间的关系，引出另一组概念：“地方”和“空间”。“浙江村”和中关村都聚合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说“地点”），“地点化”是它们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管是“浙江村”还是“中关村”，都不再是简单的地名，而是有了特别的含义。很多店家和公司一定要往“浙江村”、中关村里搬，除了这里的网络，图的是这个地名的象征意义。
一项关于硅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指出，硅谷把整个社区转变成了为生产服务的工具。“浙江村”“中关村”都成了社区共享的“牌子”。“浙江村”的所在地原来非常荒凉，而现在成了一片“热地”，从地租价格到服务业的发达程度，过去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中关村过去也只是普通高校区的一部分，后来北大南墙所以能开发，也是沾了它作为一个高价值地段的光。硅谷曾是农业区，据说以种杏出名，现在你拿多少杏也租不到那里的一间屋。
但“浙江村”和中关村使它们所在的“地方”具有特殊价值，这与它们同时是超越地方的“空间”是紧密相连的。它们聚合入特定的有边界的“地方、地点”（place），同时扩展为开放的空间（space）。这是“浙江村”为什么赶不走的道理。
一个部门可以强行地改变地点的面目，但是不可能把一个由复杂网络组织起来的空间取消。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浙江村”作为一个超越边界的经营空间的特征非常强，这是它发展能力的重要源泉，尽管它面临着很多严峻的制约。
但是很多公司到中关村来，只是把这里当做“电子一条街”——当做一个市场来用，它的辐射能力主要体现在有形产品的销售上，而在资金组合上，在科技的跨区域、跨国界的合作上，现在看来并不突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呼应“科教兴国”战略，热衷上马各类高新科技园区。
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园区绝大多数是，也只能是“地点”意义上的科技园，即它们会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的聚合地，但不太可能成为无地界运作的“空间”。在此情况下，中关村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强化自己孵化技术、不断创新、吸收各地资金，同时输出知识产品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