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来源：wikipedia.org）
另一个中关村应该向“浙江村”学习的地方是个别特殊“集点”和创新场所整体之间的关系。从国外经验看，特殊工业区的形成都有特殊条件，一二八公路是因为靠近波士顿的高校密集区，硅谷是因为斯坦福大学，中关村是因为北大清华和中科院。
“浙江村”的形成带有偶然性，我的观点是因为这里行政管理的相对松懈（而松懈的原因是因为行政管理体系太复杂）。但是“浙江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集点”——二十多个大型市场。而如果把中关村看做一个工业区，它和北大清华的关系是偏弱的。
我们可以把中关村的运作分成四个层次：在校园里“想”的，包括基础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些想法的启发下，或者运用这些想法搞系统开发的，包括在校园里的，也包括在校园外有实力的公司里的；运用这些成果制造出产品的。
这里也包括“开发”，但可能不那么系统，而是更加具体产品导向的；最后，这些产品的终极使用者，绝大部分的使用者当然在工业区之外，但是所有上面的三个层次也都是终极的使用者。加强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传导—转化—反馈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
拿中关村和“浙江村”相比，我猜测造成中关村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一是行政框架还在制约它的发展，这里包括单位之间的行政边界，人员的自由流动，产权关系的界定，以及户口制度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根据很多人的“说法”，不要户口自闯商海对年轻毕业生还是有些不务正业）。
而在“浙江村”没有这些东西，对他们只有一条路：“闯”。第二个制约中关村的原因可能是资金市场的发育不够；在“浙江村”，资金的聚集相对容易，通过集资、“散股”、预交租金等办法，以及通过一些令我乍听时目瞪口呆的技巧，没多少钱的人也能折腾出上千万的项目。
一二十年前，好多搞发展研究的学者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之高感到不解，因为按这样的失业率，发达国家早出事了。由此人们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中“非正规经济”的重要性，并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的就业研究要在这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吸取经验。所谓“非正规经济”，大体上是指不注册的经济部门。到城里卖早点，或者私自跑来做做临时保姆的，都算此列。
原来人们认为“非正规经济”只是农民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转变的过渡性阶段，现在看来它的生命力比我们想像的要大得多。非正规经济的最大好处是弹性大，就业能力强。
在中国国内市场大，目前就业压力也大的情况下，非正规经济更可能有所作为。像“浙江村”这样发达的非正规经济、移民聚居区，即使从世界经验上看也是不多见的。我几年前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试着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到底何处去？一个答案是“资本化”。
不是说他们要成为资本家，而是发现，农民工经过几年工作，攒了一点钱，他们就可以开始自我雇佣（self—employed）。他们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乡村，而往往回到临近乡村的城镇。所回的城镇规模大小视资金情况而定，资金多的回小镇，资金少的回大镇。
这和原来的预测是相反的：不是从非正规经济到正规，而是要从正规经济回到非正规。但这是解决劳动力就业一个非常好的路子。
城市“非正规经济”一景（图片来源：urbanet.info）
我不是在美化“浙江村”，按“浙江村”目前的技术水平，它是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的（但中关村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也是少数甚至极少数）。但这些年我看到它不断翻滚，不断出新花样。只要它的有机网络在那里，它会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至少它使一批普通农民有了不可小觑的资本，使他们积累了经营经验，特别使他们有了遍布全国的网络。最糟糕的事情恐怕是为临时的“好看”去破坏这些有机的社会联系。没有“浙江村”这样的“低级”经济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中关村这样的高级经济不可能会有健康的发展。
在我看来，全球化对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怎么让几个组合起来的大型企业挤进国际市场，而是怎么保证整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结构上的均衡。最难的不是我们要出几家在华尔街看好的公司，而是怎么让超大规模的劳动力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发展中来。
只有中关村，没有“浙江村”，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九九九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全球化和地方化”（顺便说一句，“地方化”不是指“本土化”，可不是指麦当劳在中国搞中国特色的服务这一类事情）。
全球化很有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异化，使该国的劳动力受控于世界市场的企业支配，进一步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我觉得“浙江村”和中关村是我们在不同经济层次上实行“地方化”的路子，使公民更全面地参与自己的经济社会事务，防止异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影印件。在该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并以此作为自己异化观的出发点（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库）
据说法国有诗人靠颠倒语言做诗：诗作也没什么主题，把惯用的语言秩序颠倒、打散、随便排列即可，但由此让人看到很多新东西。英国人类学研究象征仪式的一个基本传统是认为很多仪式（比如狂欢节）把日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颠倒过来，由此可以把它看做一面镜子，照射出平常被掩盖的结构样式。
我建议把这个仪式逻辑运用到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里。至少拿“浙江村”和中关村相对照。不仅让我们分别加深对这两个产业区的理解，而且让我们看到，对它们的理解必须要放在一个统一的社会背景下。孤立地在某个地域范围里制造“现代化”样板，把中关村和“浙江村”置于两极，扬一贬一的做法值得三思。
*本文由读书杂志授权i黑马转载，作者：项飚。i黑马，让创业者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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