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两名女性正在观看毕加索的《梦》。（图/视觉中国）
睡眠是人的基本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被认为是不需要付出过多成本就能自然发生的。但在当今社会，这一基本需求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在庞大的睡眠障碍人群背后，睡眠本身成了一件昂贵且难以得到的珍宝，与睡觉有关的新题材充斥在各大平台上，专家、学者和广告商纷纷现身，他们用直白浅显的话语告知失眠症患者睡不着的弊端：精神萎靡、效率低下、走向抑郁，甚至死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为了能睡着而选择吃安眠药、接受理疗。
在这种耸人听闻的失眠环境里，失眠症患者变得越来越焦虑，尤其是当他们竭尽全力入睡却还是彻夜失眠时，这种忧惧更甚，甚至有人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
但若厘清了失眠背后的原因，或者说正视了失眠的前世今生，我们也许就能发现，失眠本身可能并不是造成我们焦虑的真实原因，而是对失眠的恐惧使得我们难以入睡。也唯有如此，我们在面对沉沉暮色时，才能心无忧惧地说出“睡不着，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睡眠标准正在剥夺睡眠
在与睡眠有关的论断中，数字“8”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存在，至少对大部分失眠症患者而言，“睡够8小时”不仅意味着自己摆脱了失眠的桎梏，更意味着自己完成了“摆脱失眠症”的重任。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有些失眠症患者会在失眠时过度关注时间，或者在睡醒后的第一时间去计算自己的睡眠时长。
那么，是谁树立了“8”这个标准？对方又是如何培养了我们对“8”的敏感呢？在浩瀚的信息汪洋中，与“8”有关的信息比比皆是，充斥在书面和电子界面的科普内容和广告一刻不停地在强化我们对失眠的恐惧感：睡够8小时才是人生常态，而那些在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人无疑成了打破标准的“法外之徒”。
范式化的睡眠标准也让我们深信：多睡、睡够才能保证大脑得到充足的休息，一旦低于标准线，即意味着精力不足、脑部得不到休息，更有甚者——危害生命。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和美国癌症学会早年获得的一项研究成果很好地反驳了这一观点。
其通过对100万人的睡眠情况进行研究发现，每天睡6—7个小时的人，他们的死亡率要低于每天睡超过8个小时和低于4个小时的人。
类似的结论在近几年其实已经很常见，比如失眠专家在诊治失眠症患者时也会要求患者放弃对睡眠时长的关注，毕竟个体睡眠质量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某个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想将“睡够8小时”的标准强加于每个人就显得不切实际，毕竟再伟大的医生也没有办法要求患者定量入睡，这可远比定量服药难得多。
而“8”这个标准其实也是人为划定的，它是伴随人工照明而诞生的衍生物。在《黑夜史》一书中，历史学家罗杰·埃克奇认为，在人工照明诞生前，人类的睡眠是分为两个阶段的，即人们在晚上9点或者10点上床入睡至午夜或者凌晨1点，然后起床一两个小时后再次入睡。
到19世纪中期，文献中有关两阶段睡眠的记录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睡眠阶段，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时诞生的人工照明催生了夜班制度，普通劳工在天黑后得以继续工作，睡眠的价值变成了“非工作时间”，人们总是利用这一时间去娱乐。
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
人们在睡不着时有了诸多选择，不论是街头烧烤还是闹市迪吧，种类繁多的娱乐项目即使在深夜也不休眠，它们为那些深夜徘徊者提供了落脚地，同时也在用喧嚣拉扯失眠症患者。
此时，不再是失眠让我们找到了娱乐场所，而是娱乐场所挤占了我们的睡眠时间。但当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报复性娱乐时，他们又会因为没睡够8小时而产生浓厚的愧疚感，而这种内疚感又加重了患者的失眠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始终要记得的关键点也许是：将“8”这个数字看成睡眠标准，本身就是伪科学。毕竟，我们在最开始选择的睡眠方式便是分段式的。所以，当我们在半夜或凌晨醒来时，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没有连续睡够8小时而心生担忧。相反，我们也许可以向自己真心发问：“为什么要害怕？”
不眠之症由来已久
关于不睡觉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流传较广的观点多和情绪有关，比如忧思过度，或者极度兴奋。但不论失眠症患者最终将被贴上哪类标签，不得不承认的是，巨大的失眠压力造就了蓬勃发展的失眠经济，不论是药物还是家具制造业，所有的厂商都在竭力说明一件事：睡不好是一种病，而这种病唯有“买买买”方能治愈。
但广告不会告诉失眠症患者的是，失眠的原因有很多，药物和家具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最需要改变的不是床垫或者床头灯的亮度，而是减少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抑或是放松下自己紧绷的神经。
《我们为什么睡不着》一书中援引了加伊·卢斯和尤里乌斯·谢加尔的话：“彻夜难眠的人和白天奋斗的人在对外表现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前者如后者一样，同样会爱和恨、笑或哭，心情也会突然从平和转为焦虑。”
这种矛盾是人类在应对情绪时的直接表现，但在当今的睡眠保健研究中，情绪被单一化了，《我们为什么睡不着》的作者达里安·利德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如今的睡眠科学总是在向人们传递“只要解决了睡眠问题，人们就可以过上富足和满意的生活”这一信息。但其实，睡眠问题的成因很多，绝不只受外部因素影响，我们的生命也并非在躲避忧愁和追寻快乐这两条简单规则下进行。
失眠一直陪伴着人类，而失眠研究内容的转变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睡眠困难在我们处于儿童期便已经很常见了。这种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为人父母者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总会经历几段孩子的“失眠期”，当儿童过度关注死亡或身体时，或者儿童第一次与父母分开睡时，他们都会在某一阶段陷入无法睡着的旋涡之中。
不同的是，儿童时期的失眠很容易得到纠正，但成人的失眠症似乎很难“自愈”，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正如狄更斯所说：“我们不禁认为，睡眠焦虑是失眠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曾数次登上“失眠快车”，那我们为什么会在成年后反而难以摆脱失眠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失眠的状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让我们深陷睡不着的恐慌，又让我们急于得到别人对自己身患失眠症这一事实的认可。
其实我们本无须过于害怕失眠，毕竟类似的经历我们在童年就已拥有，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在无形中强化了对失眠的恐慌。随着我们成长、有独立意识，我们变得不擅长分散注意力，这才陷入了失眠的泥沼。
2020年3月6日，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草地上，人们正在小憩。（图/ 视觉中国）
睡个好觉很简单
儿童在摆脱失眠困境时采用的方法多是无意识的，成人在克服失眠症的途中也参照了很多儿童选用的方式。不同的是，前者多伴随儿童故事、绘画等入眠，后者在洗脸、刷牙、铺床等活动中酝酿睡意，但两种形式所体现的内核却是一致的，即向将要步入梦境的人发放了睡觉的许可证。
美国人体心理学家哈特曼在研究安眠药时也注意到了“仪式”的象征意义，其认为安眠药成了礼物，是爱的象征；达里安·利德则直接将安眠药看成一种过渡对象或安全毯，标志着生活同伴在以某种方式陪伴自己。
但正像有人将死亡看成终结失眠的唯一办法，不少人也同样渴求安眠药的永远存在，而这正反映了我们的另一种愿望，即陪伴者和抚养人永远不会抛弃我们。这也许还从侧面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要想睡个好觉，最重要的可能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可能来自安静的睡眠环境、睡前仪式，也可能来自自我期待的满足。
在对失眠原因进行研究中，自我满足的重要性得到了证实。达里安·利德列举了自己工作中接诊的一位失眠症患者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女士总在凌晨1点起床，然后在5点重新入睡，并在醒着的2个小时内学习或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
最开始，该患者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甚至感到满足，但随着凌晨起床的行为被贪食症取代，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寻求心理治疗。在达里安·利德看来，“强迫性进食和夜晚独享时间在本质上是同源的”，只不过进食更多地激发了患者的内疚感。
内疚是引起失眠的重要因素，要想好好睡觉，我们就不得不妥善处理自己的内疚。比如，当我们没有睡够所谓的8小时时，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的是，物理和生理在某些时候并非完全统一，我们的身体在休息3个小时后所表现出的各项生物指标也许比睡3个小时还好。
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在失眠的时候放宽自己对标准的追求，因为让自己能在无规则的睡眠中获得休息，这正是避免自我批评的最佳途径。至少这样，我们不会在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就拿起手机，精心计算自己是否睡够了8小时。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缩减对某些事物的兴趣，而不是执着于让感官缺席，因为正是兴趣让我们的感官变得异常明显。这就像一个因为噪音失眠的患者，即使有效隔绝了噪音，他在睡眠前可能也会反复思考“噪音是否被有效隔绝了”这个问题，进而开始凝神注意噪音。
对失眠症治疗师而言，要想让睡觉变得简单，最重要的是学会倾听，达里安·利德在书中提及的一个例子很好说明了倾听的重要性：患者醒来时总是背负内疚，却不知内疚从何而来。在和患者的后续沟通中，达里安·利德得知患者内疚的根源来自其将母亲“你没必要非得生孩子”一话误解为母亲禁止自己*——而沟通帮助患者及时更正了认知。
如今，治疗失眠的手段已从最开始的十几种延伸为70多种，这既包括直接的药物干扰，又包括心理干预。与失眠有关的任何一方都需要铭记于心的是：睡不着，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越是忧虑，越可能睡不着，我们其实有充足的经验应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