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陶渊明对小孩是否成才的问题，心态异常地坦然豁达。他像天下父母一样“愿尔成才”，要是他们“尔之不才”，他的情绪反应是“亦已焉哉”。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能成才也就罢了，我照样还是爱他们。《责子》诗就是批评小孩们不读书，把儿子们的“家丑”一件件抖出来，拿自己小孩不读书来开涮。
首句“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站在读者面前的陶渊明，两鬓全是白发，脸上布满皱纹，肌肉全都松弛。这是说自己已经老了，他夫人也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为陶家光宗耀祖只能靠眼下的几个儿子了。
然而，“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三、四句以逆笔形成顿挫。自己垂垂老矣，本指望儿子重振家声，可是虽然有五个男儿，他们却都不喜欢学习，都和纸笔结了深仇。
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绾，下面再分别数落“五男儿”的“劣迹”——
老大“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舒这小子已经满十六岁，懒惰起来天下无敌，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已经是骨灰级懒汉了。就内容而言，当然是指责，可从语气来品味，又像在调侃。
老二“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阿宣这混蛋快满十五岁了，一听说读书作文就头疼。“行”就是快要、将近的意思。“志学”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后人因而以十五岁为志学之年。人家圣人到十五岁就发愤学习，阿宣这宝贝到十五岁却讨厌读书。句中用“而”字转折，给人以“大出意外”的感觉，把常人和圣人对比本身就有点搞笑。
更搞笑的要数老三、老四这对双胞胎：“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这弟兄俩不仅是一块儿生一块儿长，而且还一样懒一样笨。两人都到十三岁了，竟然还不认识六与七，那恐怕就更不明白他们十三岁，恰好是六与七相加之和了。如果我在这儿对大伙说，我儿子今年十三岁了，但他还不认识六和七，更不懂他十三岁就是六与七之和，大家肯定要爆笑；如果我两个儿子都是这样，你们肯定要笑死在这里。陶渊明如此爆料家丑，你们猜猜看，他到底是自嘲，还是自黑，抑或自贬？
最后的儿子呢？“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垂”就是将要或快要的意思。小儿阿通快九岁了，只知道找梨子和栗子，你说这是馋还是傻？
自己和妻子不可能再生，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笨，这要是落在我们身上，且不说五个孩子都这样，只要有一个孩子是这样，不把我们急死，也会把自己气疯。孩子成了父母的心病，父母也成了孩子的仇人。
陶渊明和我们大家不同。
他几个儿子都不爱读书可能是真，都没有实现他“愿尔成才”的期望也是真的，但陶渊明接受了这一事实。“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天运”就是天命或命运，“杯中物”就是酒。这两句是说：假如天命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还是拿起杯来饮酒吧。
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中说，“曷不委心任去留”，“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委心”就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委运”就是接受命运或自然的安排。“委心”和“委运”正是他的人生态度，对自己如此，对孩子如此，对生死也是如此。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是人之常情，希望儿子快快出生，又希望儿子长大成才，这是他所说的“委心”。最后儿子不那么杰出，他们都不喜欢读书，这是天意或天运，他坦然接受既成的事实，这就是他所谓“委运”。儿子不管成不成龙，一点也不影响他享受天伦之乐，任何情况下他都爱他们。
诗名虽然是《责子》，你们可细读全诗就会发现，并没有恶言厉色地指责，反而是和颜悦色地调侃。从陶渊明对孩子的称呼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位通达的慈父，他亲切地称儿子的小名，阿舒、阿宣、雍、端，小儿不叫他“阿通”，而是亲切地叫他“通子”。这倒应验了“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名言，像“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活像平辈之间的玩笑，你听起来是责骂还是调侃？你觉得好气还是好笑？
古代对这首诗的评论至今异议纷纭。
杜甫《遣兴五首》之三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看来还没有真正理解陶潜，他们两人对诗歌和人生的理解相差太远。“避俗”并不是“割爱”，正因为“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我们才觉得陶渊明可亲，不论孩子贤愚都爱他们，我们才觉得陶渊明可爱。
杜甫本人也多次夸子忆子，动不动就说“骥子好男儿”（《遣兴》），“骥子春犹隔”（《忆幼子》），不是夸他“诵得老夫诗”（《遣兴》），就是称他“聪慧与谁论”（《忆幼子》）。我们都有点夸子癖，杜甫也未能免俗。
要是杜甫与陶渊明现场演讲，一个赞誉儿子的聪慧无与伦比，一个调侃儿子的懒惰天下无敌，你愿意去听他们谁的演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