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已经不仅仅是哪项政策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整个社会要去关注和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给他们营造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齐心协力去牵手帮助这个困境中的群体走出阴霾，重获阳光。
现阶段，我们要以失独家庭需求为导向，在社区的统一调度下将社会组织、市场以及志愿者等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整合为社区 市场、社会组织、志愿者差异化组合，为失独家庭提供各种多样化的服务，从多个层面解决失独老人养老难题。
1.社区层面：建立数据库并统筹服务资源
第一，建立服务需求信息库。社区工作人员需要深入每个失独家庭，对失独老人的相关需求信息进行登记，并进行统计分类，便于为不同需求的失独老人提供差异化服务，以克服普惠制服务模式供需错位的缺陷。
第二，统筹服务资源。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志愿者等服务主体如何组合才能最大效率的发挥作用？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根据失独家庭不同的需求，将各服务供给主体统筹，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三，服务满意度评估。失独老人享受相关服务后，社区工作人员可以运用“顾客满意度”测评方法通过第三方评估，对提供的扶助服务进行评估，并将意见反馈到服务平台，以便于提高服务质量。
2.国家层面：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助力度
政府的责任不仅体现在给予失独家庭经济和精神上的扶助，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包括养老、医疗、家政服务、生活照料、精神关怀等，还体现在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恢复与维持,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价值的积极导向。因此，政府需要从四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加快失独家庭扶助的制度建设和立法进程，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来保障失独群体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益。
制度层面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失独家庭的扶助金制度、养老和医疗项目、配套性的服务、管理机构等，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并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运行机制；二是政策实施的监督机制建设，包括政策实施前对失独群体的全面普查，实施过程中对标准和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以及实施后对政策结果的评估。
目前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大多是指导性文件，文件级别较低,权责也不明确，对各地方也并没有要求强制执行。而在法律方面的依据仍然是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中涉及失独家庭补助的条款概念模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执行标准,这就使得政策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决策者的意愿和态度。
第二,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失独家庭扶助金的专项预算以及随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机制。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提高失独家庭的扶助金标准。目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扶助金标准，普遍低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保障水平较低，尚未能满足失独家庭养老所面临的诸如住院、看病、家政、生活照料等方面需求。
二是增加预算在失独家庭养老服务项目上的支出。目前针对失独家庭的服务项目，不仅整体数量有限而且大多流于形式，实际的扶助效果不明显。因此失独家庭扶助金的专项预算应有所侧重，重点关注失独家庭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
三是建立失独家庭扶助标准和专项预算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物价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状况,及时调整失独家庭扶助标准和专项预算，这也是增加对失独家庭关怀的一种体现。
第三，统一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在我国,主要由民政局、老龄办、社保局等来负责失独家庭养老的工作，这些部门之间职权交叉，权责不明，在政策实施中的协调配合度不高，通常会产生较高的管理成本。因此,精简负责失独家庭养老工作的管理机构，统一各部门的职权，以降低决策成本、提高政策效率。
在政策执行阶段，注重基层部门的建设和完善。基层部门直接与失独家庭接触，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和心理需要，其执行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四，政府应加大宣传和引导，从观念上改变社会舆论对于失独家庭的看法。
政府在引导社会价值判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政府要主动担负起社会舆论的正向引导责任，充分借助发达的媒体系统，创新宣传工具和宣传渠道，比如互联网、微博、微信等线上平台，适时报道失独家庭的情况和公布相关的调研数据。
政府在宣传与引导上对失独家庭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不仅有利于促进广大民众对失独问题的深入了解，还有利于加深百姓对政府关怀政策的支持和信赖。
最后，慈善机构积极发挥作用，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配合政府和社会群众的行动。
慈善机构的加入,一方面其社会公益身份能够避免政府政策执行上的僵硬，对政府的扶助政策起到润滑作用，与此同时增加对失独家庭的经济支持，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慈善机构能够有效组织人员，向失独者提供心理援助和各类服务，包括专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周到的家政服务以及体贴的生活照料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