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祖籍安徽桐城高甸(今枞阳县雨坛乡高甸)，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父吴锐，字廷器，卖“彩缕文羯”，是“又好谭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之人。因随祖辈迁徙至淮安府（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他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
作品：
原著阅读：
《西游记》
文学特色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最杰出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章回体神魔小说。作者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幻，一是趣；而不是一般的幻，是奇幻，不是一般的趣，是奇趣。小说通过大胆丰富的艺术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一个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西游记》的艺术想象奇特，丰富、大胆，在古今小说作品中罕有其匹的。孙悟空活动的世界近于童话的幻境，十分有趣，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稀奇有趣的妖怪，真是千奇百怪，丰富多彩。浪漫的幻想，源于现实生活，在奇幻的描写中折射出世态人情。《西游记》的人物，情节，场面，乃至所用的法宝，武器，都极尽幻化之能事，但却都是凝聚着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来，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气息，折射出世态人情，让读者能够理解，乐于接受。
《西游记》的艺术魅力，除了它的奇异想象，就要数它的趣味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可以说是趣味性和娱乐性最强的一部作品。虽然取经路上尽是险山恶水，妖精魔怪层出不穷，充满刀光剑影，孙悟空的胜利也来之不易，但读者的阅读感受总是轻松的，充满愉悦而一点没有紧张感和沉重感。
《西游记》的奇趣，跟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相辉映。孙悟空豪爽、乐观的喜剧性格；滑稽谐趣却憨厚朴实的猪八戒形象。他们幽默诙谐，机趣横生的对话使文章增色不少。人物的性格常常通过富于揩趣的对话得到生动的表现，这也是《西游记》充满奇趣的又一大特点。在人物描写上将神性、人性和自然性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也是造成《西游记》奇趣的重要原因。所谓神性，就是指形象的幻想性；所谓人性，就是指形象的社会性；所谓自然性，就是指所具有的动物属性。《西游记》展现了一个神化了的动物世界，同时又熔铸进社会生活的内容。
《西游记》张开了幻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在美妙的奇思遐想之中，其幻想的思维模式，有着超现实的超前的意识。《西游记》的幻想艺术确是一份宝贵的思维财富和丰富的艺术财富。《西游记》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神话思维和权力意识
从文本的基本性质和艺术总体上判断，《西游记》是一部宗教与神话、迷信与魔幻等要素混合的民间文学文本，是一个经历漫长历史时间的集体创作和最后的个体加工的文本形式。它折射出先秦轴心文化式微后华夏哲思的递减式没落和价值大厦坍塌后生活世界的混沌画面和世俗化的享乐图景。对于儒道释三种价值体系的喜剧化的嘲笑和反讽，凸显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随着商品经济萌芽和渐次，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和精神信仰的溃灭。《西游记》建构的神话世界，宗教隐喻着对于精神和心理的极权统治，被演绎成为皇权的象征。于是皇权意识和神话思维在宗教化的艺术文本里合乎逻辑地结盟，诞生出一种宗教政治和政治化的宗教模式。
《西游记》呈现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极权——皇权和神权，生存主体无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被牢牢地桎梏，屈服于政权和宗教的二重宰制，在心理结构上集体无意识匍匐于皇帝和佛祖的脚下。显然，《西游记》的文本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国民奴性气味。即使是作为反叛偶像的“英雄”最终也不得不拜倒在象征最高统治形式的佛的“法力”之下。
